三十年,誰主浮沉? –「街工」案例

[夏菽]

一、香港民主運動始於何時?

「愛國左派」(指親中共的香港組織) 喜把香港民主運動追溯至1925年「省港大罷工」[1]。但對大部份善忘的香港人來說,那有如史前時代。

在1978年大陸搞「改革開放」之前,在「愛國左派」眼中,「香港民主運動」必然是「反資反殖」(正確是,必須是「反資反殖」才配稱民主運動),屬中共「民族解放運動」範圍。「改革開放」打破了這個規範。尤其在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愛國左派」的方針是配合未來北京對港的管治,而不論其政治內容。因此,之後誰再說「反資反殖」,便等同於破壞「一國兩制、安定繁榮」,等同於「反革命」。儘管一些「老工聯」(「工聯會」,指「香港工會聯合會」) 亦會談及1967年的「反英抗暴」運動 (港人一般稱為「左派暴動」),但運動失敗,加以暴力手法丟失民心,其後已甚少被「愛國左派」定性為香港民主運動的一部分[2],這段歷史塵封在舊檔案內。

對「愛國左派」來說,「香港民主運動」難以拿揑 (說完全反對太令人尷尬,說支持則容易誤中雷區) 。 幸好迎來「九七回歸」,「香港民主運動」幾隻字對「愛國左派」來說,又綻放出新的含意:就是協助中央在香港進行「循序漸進」的「民主改革」。反過來說,就是抵制「民主派」及市民急進的民主訴求。為了做好這個工作,在回歸前五年,預備好管治香港的最大「愛國左派」政黨「民建聯」宣佈成立,它的全寫是「“民主”建港協進聯盟」。(引號為筆者所加)

倒是香港的民間組織及「左翼」份子 (不是指「愛國左派」)[3]愛抓著「1967」辮子不放,常以「67」作為自己開場白。「67」後,「愛國左派」收縮,香港「左翼」及民間組織有了更大活動空間。殖民地政府亦改用懷柔吸納政策,興辦社會福利,一些外國教會亦乘時進入香港,支持傳統左 (親中共) 右(親國民黨) 兩翼以外的民間/基層力量。像1968年成立的「基督教工業委員會」(七十年代起成為香港最活躍的勞工團體,它在1990年協助「工盟」成立,即「香港職工會聯盟」,後者是香港第二大工會聯盟,也是最大工會聯盟「工聯會」的對手)、1971年成立的「社區組織協會」(活躍至今,它在1983年協助「公屋評議會」成立,後者是八十年代香港公屋居民運動的主要推動者。「公屋評議會」的領導權在回歸後才為「愛國左派」的「港九新界公共屋邨居民商戶團體聯會」取代)、1973年成立的「荃灣合一社會服務中心」(由於進取的抗爭手法,於1997年在受壓下解散)。

七十年代,被稱為香港的「火紅年代」。1968年有爭取中文合法化運動[4]、1971年保衛釣魚台運動[5]、1973年反貪污運動[6]、1977年艇户事件[7]、1978年金禧事件[8]等。而七十年代,亦是香港經濟「起飛」的年代,除輕工業外 (曾乘韓戰、越戰而發展) ,服務業亦急速擴張,其中一個原因是政府介入社會服務,並大規模興建公共房屋。這個時期,新型工會興起,有別意識形態上親北京或台北的傳統產業工會,他們很快便團結在以「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為首的獨立工會旗下(獨立指不偏北京不偏台北) ,像1973年成立的「教育專業人員協會」、1978年的「公務員工會聯合會」、1980年的「社會工作者總工會」。另外,1975年<7O>[9]成員吳仲賢從法國回港,創立「革命馬克思主義聯盟」,托派開始活躍香港社運。

雖然不少「民主派」[10]元老亦出身於這個時期的「左翼」及民間組織,但香港「民主派」正式出場卻要遲幾年,即1985年出現首次全港地區性區議會選舉後。這場由殖民地政府主持的「民主化」計劃,像其後1991年首次立法局選舉一樣,藉此培育本地中產階級,使成為牽制「愛國左派」的主要力量。「民主派」由是登場。

1989年中共血腥鎮壓北京學運,打亂各方原先部署。香港百萬市民上街,「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 成立。香港人的熱情史無前例,媲美省港大罷工。自1984年簽署「中英聯合聲明」以來,香港人面向九七回歸的焦慮不安,一下子爆發出來。

1995年,尚餘不足兩年的殖民地政府再次推行「民主改革」,修改立法局功能組別選舉辦法,擴大投票人數,讓當時的「民主黨」(建立於1994年) 成為立法局第一大黨。結果,換來中共在回歸時解散立法局,換上自己的支持者。要到1998年,「民主派」才再透過選舉重返立法會 (立法局已改名立法會) 。「97回歸」後,「支聯會」與「民主派」成為政治上最重要的反對派。然而2003年7月1日 (香港特區回歸日) 爆發「反23條立法」示威[11],五十萬市民上街,香港政治版圖又重新洗牌。

新的政治形勢催生新的政治力量,像2006年成立的激進中產「公民黨」、及基層左翼的「社會民主連線」(「社民連」,其後又在2011年分出「人民力量」、2012「熱血公民」)。後三者採用民粹式抗爭,並不斷狙擊「民主黨」及「民協」(「香港民主民生協進會」,1986年成立) 等傳統温和「民主派」,有時為了狙擊他們,甚至放生「愛國左派」及工商界政黨。從八十年代以降,大體團結的「泛民」(泛民主派) 步入分裂。民粹主義批評走温和及議會路線的「泛民」未能保衛香港民主,令香港平白浪費三十年。

「03.71」催生了「民間人權陣線」(「民陣」) 。自此,「6.4」和「7.1」成為香港人重要的日子。每年的「6.4維園集會」由「支聯會」舉辦,「7.1遊行」由「民陣」負責,代表了香港人對民主的兩大訴求 (前者有關中國,後者有關香港)。「03.71」的另一個結果是大量市民自發參與社會運動,尤其是年青人,他們並無興趣加入傳統政治組織 (無論是「民主派」或社運組織),自我標榜「八十後」(出生於八十年代,故多是廿多歲的青年學生) 。他們與學院有較多聯系,能建立較完整論述。「八十後」批評過去三十年民主運動失敗,標榜新一代社運出現,得到學院派知識份子認同 (「三十年」如何算,一直未有清楚界定。大概從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起計,至2013年「7.1」剛好三十年)。「03.71」後,多個大型社會行動都與傳統「民主派」及社運團體沒有很大關系,甚致有意與政黨保持距離,像2006年抗議天星及皇后碼頭清拆[12]、2012年「反國教」[13]、2013年抗議香港電視不獲發牌[14],最後是2014年的「雨傘革命」,每次都能夠聚集群眾,而年輕人亦扮演了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一個新時代是否已經開始?如是,要告別的又是甚麽?又或者,對舊一輪的民主運動何時開始、何時結束,應有個說法。但又能怎樣回答呢?

二、三十年過去(1984-2015)

過去三十年是如何發生?這種全景式探究留待學者研究,我只能回顧我是如何走過這三十年。路是由人走出來的,我是人群中的一個。這群人叫「街工」 (「街坊工友服務處」)。

「街工」是一個基層勞工團體,成立於1985年,今年剛好三十歲。1985年,是首次有全港性區議會選舉的一年 (1982年觀塘區議會選舉是試驗性質),也是香港「民主派」誕生之年。但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裡,「街工」只屬「民主派」邊緣份子,這與他的出生有關。

1976年,即後來被稱為「火紅年代」的某一天,一個小團體在荃灣落腳。荃灣是新發展區,也是香港重要的工業區。一批大專學生,有些剛畢業,有些還未畢業,他們受各種左翼思想薰陶,有「托洛茨基主義」、「毛澤東思想」、「無政府主義」、「解放神學」,很混雜,也有些沒有政治取向,只希望接觸工人、服務工人。他們成立一所工人夜校,叫:「新青學社」。

這時,政府推行免費教育至小學,中學還需自費,所以許多年輕人小學畢業到工廠打工,工餘到補習社進修。「新青學社」看準這個需要,以教育來組織工人。學社的課外活動是組織學員參與社會行動,如1977年的艇户事件、1978年的金禧事件。1978年,一個香港出生,剛從英國留學回來的青年加入,成為三個負責人之一 (另一個是劉山青,他不久後跑到北京串連民運份子,被中共判監十年)。這人叫梁耀忠[15],出身「愛國工會」家庭,在英國半工讀,參與華人社區權益運動,認識了一個香港去的托洛茨基主義者。與劉山青一樣,梁回港後與1975年成立的「革命馬克思主義聯盟」有聯系,這是後來「街工」被「民主派」排斥的一個原因。1985年,知道政府將進行全港性區議會選舉,學社推舉梁參選。這時,由於政府推行初中免費教育,越來越少工人來學社,大家正苦思對策。

梁耀忠選擇到「葵涌中」參選,是因為這是一個毗連荃灣的工業區,更加重要是這裡也是工人住宅區。葵涌是個大山頭,七十年代政府發展葵涌,在山上及山腳蓋了多座公共屋邨,「葵涌中」位處山腳。公共房屋由政府撥地興建,廉價租給低收入家庭,它的人口密度高,一兩條公共屋邨便可民選一個區議員。結果梁高票當選。

梁的選舉策略正確,他逐家逐戶拜訪居民,瞭解他們需要,鼓勵街坊一齊爭取。梁發現許多居民投訴房屋石屎剝落,在梁及記者追查下,最後發覺興建時採用鹹水導致鋼根生銹 (七十年代正值水旱期,且貪汚嚴重) 。其後政府在輿論壓力下被迫進行調查,發現全香港共有廿六幢公屋有倒塌危險,需盡快清拆,另五百幢需維修,影響超過五十萬人。這是後話。

梁耀忠當選後與助選團 (包括部分「新青學社」成員) 成立「街工」。「新青學社」念念不忘的是組織工人。「葵涌中」一邊是公共屋邨,另一邊是工廠,這是七十年代新市鎮的模式。政府在交通不便的市郊起公屋,然後把基層市民安置在此,再在路旁蓋工廠,令屋邨居民可接受廉價工資在本區工作。香港的輕工業由此起飛。「街工」每天到工廠區宣傳勞工權益,此時大陸「開放改革」如火如荼,不少生產線開始搬往大陸。由八十年代中至九十年代初,透過不斷的工潮介入[16],「街工」建立起其勞工團體形象,而不只是一個地區的議員辦事處。

「街工」成立於1985年,此年正是「中英聯合聲明」後一年,距離香港「回歸」只有十二年,社會焦點轉向政治。殖民地政府在1985年推行區議會選舉只是第一步,立法局選舉是第二步。此時,香港市民要求在1988年推行立法局民主選舉,香港「民主派」亦形成。而「愛國左派」則動員一切力量阻撓民主化進程,親北京的「工聯會」提出「要飯票,不要選票」。結果,英國向中方妥協,「八八直選」運動以失敗告終,換來是政府答應在1991年推行立法局半吊子民主選舉,除保留委任議席外,再將餘下一半席位留給「小圈子選舉」及傾向商界的「功能組別」,只有一半留給直選。1991年,「街工」派梁耀忠參選立法局失敗,引致內部路線之爭 (爭論的題目:「是民間,還是議會?」) 「街工」一半會員退會,元氣大傷。

然而1989年支援中國民主運動改變了香港社運的生態,自親台的「右派」淡出香港政治,香港人已甚少公開批評,更遑論介入中國事務 (香港托派例外) ,但「89.64」扭轉了這種冷淡。自1988年起,「街工」積極參與支援中國民主運動 (是時,大部分「民主派」仍避談中國政治,這時劉山青仍囚禁在大陸),梁耀忠成為新政治組織「四五行動」一個負責人(因政見不同,一年後退出),他在「89.64」後亦成為「支聯會」常委至今。北京六月的鎮壓激起香港人義憤,很多從不關心政治的市民從此投身運動。

「89.64」亦改變了西方對中國的態度,英國積極部署在1997年回歸前在殖民地推動另一輪「民主化」。殖民地政府修改立法局選舉方法,將原本以職業劃分,只容少數人投票的「功能組別」改為業內從業員一人一票,結果「民主派」大勝,梁耀忠亦循功能組別於1995年晉身立法局。殖民地「民主化」及九七迫近催生政黨政治,代表「愛國左派」的「民建聯」(1992) 、工商界的「自由黨」(1993) 、中產民主的「民主黨」(1994) 相繼成立。梁耀忠除短暫加入小組織「前線」外,「街工」一直未加入任何政黨,極力保持其獨立路線。

最能反映「街工」在「泛民」中獨立位置是2010年的「五區公投」運動。2007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否決香港2012年實行雙普選,但答允可於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2020年普選全部立法會議員。但與此同時,又規定行政長官候選人須經「少圈子」組成的「提名委員會」提名。2009年,被譽為「激進民主派」的「社民連」及「公民黨」發起「五區公投」,全港五區各有一名立法會議員辭職再補選,補選以「盡快實現真普選、廢除功能組別」作口號,使成為一次「變相公投」,結果辭職議員全部再次當選。但公投結果並未改變北京態度。政府轉游說「溫和民主派」的「民主黨」及「民協」。

其後政府建議在2012年增加10個立法會議席,當中五席交由地區直選,五席交給功能組別。「民主黨」提出改良方案,建議除新增五個議席由直選產生外,原交給功能組別的五席亦改為全港一人一票選出。由於得到「民主黨」支持,政府議案獲得通過。此事令「泛民」分裂成兩大陣營。然而「街工」認為,「五區公投」不能達到真正公投作用,故未有參加。同時亦認為,「民主黨」的改良方案過於妥協,故亦未支持。2011年「工黨」成立。它由「工盟」核心成員及一些無黨派「泛民」議員組成。「街工」雖然一直與「工盟」友好,但「街工」會員大會否決了梁耀忠及「街工」加入「工黨」,寧保持自己獨立路線。

「街工」在香港社會運動上非常活躍,但不屬「話事」團體,只默默耕耘。它會就自己認同的議題參與聯合行動,平時集中地區的基層及勞工工作。由三十年前一個區議員、一個職員、一個丁點大的辦事處,發展至四個區議會議席、一個立法會議席、六十個幹事、十二個地區中心。

儘管「街工」與「工盟」都是勞工團體,「工盟」由近百個工會組成,會員超過十萬;「街工」只有七十個會員(另六十個幹事) 。從人數看,「街工」更似一個小型政黨,但它界定自己是個勞工團體,容許會員同時加入其它團體及政黨。它有時被批評為過於穩重/保守,過於重視一般街坊及工友的意見 (包括街坊及工友的保守意見),但「街工」同時又有一份儘管已經褪色的–左翼立場。像近年中港融合,不少港人對大陸新移民及遊客產生抗拒,一些「泛民」團體亦發出排外聲音。但「街工」拒絕這樣做,認為大部份新移民與香港工人一樣,同是全球化下被剝削的一群。「街工」經常受到一些街坊指責,但「街工」沒有放棄。「街工」有一個規模不小的新移民婦女組,在「風頭火勢」時,它會低調工作;形勢好轉時,就主動出擊。

然而,近十年香港社會日趨撕裂 (原因包括「03.71」後中央加強對香港控制、全球資本主義危機觸發矛盾、「泛民」分裂…) ,社會及政治矛盾不斷爆發,必然衝擊「街工」內部及其未來發展。三十年過了,未來,在何方?

三、未來?

政改爭論毫無疑問是目前最具爭議的題目,籌備經年的「佔領中環運動」(「佔中」) 遲遲不發,結果學界 (「學聯」[17]及「學民思潮」[18]) 佔領「公民廣場」在9.26搶閘出擊, 之後「佔中」才在9.28傖倅登場。催淚彈及警棍令幾拾萬市民上街,「雨傘革命」遍地開花。然而狂瀾之下,是香港社會結構早已滑坡,民怨沸騰,中產不滿,青年及學生浮燥,工人就業不穩…

作為勞工團體,最能感受是工人就業的變化。八十年代廠區滿街可見一部部搭載年輕電子女工的廠車;九十年代已是三、四十歲售貨員,雖然百業興旺,金(融)股(票)齊鳴,其實種下禍根;回歸後踫上亞洲金融危機、沙士疫症;二千年之後,來「街工」已多中年保安、管理員大叔、大嬸。現在,接觸更多是不論年紀的零散工人。沒有全職工作,不斷輪替於長工、散工、失業救濟之中,工會一時之間,不知如何組織[19]。不單是一間工廠幾百工人罷工難見,八十年代聲勢浩大的公屋居民運動同樣難覓;反倒是市區的舊區重建[20]、郊區清拆[21],還有環境保育[22],譜成新都市運動的戰場。如果說,八十年代「街工」選了葵涌作基地,奠下日後基礎。今天,戰場似已遠離「街工」,餘下只有齷齪地區工作、老人問題?將如何吸引新一代青年活躍份子?真是這樣?

「街工」堅持「左翼」的階級思考。2003年「7.1」,當大眾傳媒及學者吹捧「反對廿三條立法運動」為一起中產階級運動時,「街工」等基層團體力排眾議,認為民眾的不滿,早聚積在「亞洲金融危機」時期香港政府新自由主義的「劫貧濟富」政策內。「反廿三」只是濫觴,2007年長達36日紮鐵工潮[23]、2013年40日的貨櫃碼頭罷工[24],均反映階級矛盾日趨激烈。所謂「中產反叛」,實際反映全球化危機下,社會中下層 (包括日趨向下流動的中產階級及就業不穩定的廣大基層) 的不滿。而「九七回歸」不特是一項政權更替,更是「商人治港」的正式確立。2012年第四屆「特別行政區首長」選舉,由代表港英時代資本家利益的唐英年,與代表「愛國左派」商家利益的梁振英,作割喉式爭奪,反映全球化危機下,尤其是中國市場開放後,資本財團在香港的角力與重新洗牌。

儘管2013年「7.1」後的「八十後運動」,提出「三十年鬥爭模式」過時論,高揚新型社會運動不依賴深耕細作、不需扎根社區,重要是民粹式、無組織網絡動員,而且也無視「傳統」的階級分析。但「愛國左派」並不這樣看。今天,在「雨傘運動」仍在僵持之際,「愛國左派」同樣動員,只是不動聲色。他們掌握小市民怕亂心理[25](那些反對「佔中」者,不少是小店主、低級公務員、小白領、司機、中下層專業人土、稍微有點積蓄的退休長者,這些人在社會動盪中最易「傾家蕩產」,化一生積蓄為烏有。其實都是殷實街坊),潛行社區,動員廣泛的保守力量,以迎戰來年區議會選舉,及後年的立法會選舉,釜底抽薪。

福無重至,一些「佔中」的年輕朋友,延續「八十後」立場[26],揚言杯葛未來選舉 (他們並非向「愛國左派」而是向「民主派」潛在支持者呼吁),好讓社會運動「重上正軌,離開議會、返回街頭」。在左右夾擊下,「民主派」重挫可期?幸好「街工」不是「泛民」核心,長期以來都走自己勞工路線,紮根社區,這是它能以螳臂抵抗「愛國左派」及其它「泛民」競爭者三十年的唯一資源。然而,若一旦抽離社區轉打運動戰,首先崩盤的恐怕不是「泛民」。在社會矛盾日趨尖銳下,「街工」內部同樣陷入不斷爭拗,年青一代躍躍欲試、打破常規。

對「傳統政治」模式的批判令人想起1968年巴黎學生運動,它曾經是七十年代香港「左翼」的精神食糧。學生的行動與魄力足夠掀起數百萬工人罷工,威力蓋過法國「傳統」的政黨及工會。但學運結果卻是右翼政府在選舉中連任(並非香港小圈子選特首,而是透過香港人夢寐以求的「真」普選)。這也許可解釋為學生的抗爭促使保守市民即時反彈。但十多年後,即曾受六十年代學運洗禮如今已成為社會中堅的當年學生,在七、八十年代已擁有決定自己命運的權力時,新自由主義卻得到授權上台 (戴卓爾及列根) 。

是,許多人變節了,當年大家都真誠。但也不是所有六十年代學運參與者都把當年的理想忘掉,恰好相反,那種經歷,卻令他們認為,民主派及左翼政黨都不足信任,有組織的工人及民眾亦同樣可疑。許多人決定不再投票,他們寧嚮往另類政治、另類生活。拱手將政治送給右派。

1991年「街工」的那場分裂 (「是民間,還是議會?」) ,我屬反對議會路線的一派,之後和一些人分裂出去。有一個很長的時間,我和一些「民間社會派」[27]的朋友認為,自91年立法局舉選後,政黨及議員便將民間力量吸乾,使社會運動一蹶不掁。經過十年思考,我的看法是,香港社會運動衰落,是被香港前途問題壓碎 (民間團體都無力面對),而政黨及民間運動之分裂,則造成了「二者相輸」局面。從這個意義說,「街工」代表了一種另類。

「街工」微不足道,但它代表了一群人。這群人無論年紀多大、或多小,都仿佛剛從八十年代冒出來,還散發著七十年代火紅歲月的餘溫,並且,都帶著對特有工人運動理想的堅持。

(原載台灣《新社會》2014年12月1日)

註:
[1] 1925年上海租界發生英籍巡捕向工潮工人及聲援學生開槍造成十三人死亡的「五卅慘案」。事件引起全國抗議,香港工會在中共領導下成立「全港工團聯合會」,發動罷工罷課。在廣州,英軍向遊行者開火,造成五十多人死亡的「沙基慘案」。「省港大罷工」維持16個月,期間十多萬工人離港返廣,香港一片蕭條。
[2] 1967年「反英抗暴」運動源於當年人造花廠工潮,警方逮捕工人引發香港「左派」工會全面介入,最後演變成流血鎮壓,事件中,共有五十多人死亡、八百多人受傷,近二千人被檢控,「左派」工會受嚴重挫敗。但最致命一擊來自1978年中共公開對1967年「反英抗暴」的否定。
[3] 指不隸屬北京直接指揮或影響,擁有左翼意識形態的小團體,當中包括獨立的「毛派」、「托派」、「社會派」、「新左派」等。
[4] 香港自英國佔領以來,一直以英文作合法語言。1968年大學生發起爭取中文合法化運動,至1974年政府始接受中文的合法定位。
[5] 1970年美國打算將二次大戰佔據的釣魚台交給日本,美加的港台學生發起保衛釣魚台運動。1971年「香港專上學生聯會」舉行維園集會,受政府暴力鎮壓。是為第一次保釣運動。
[6] 香港早期貪污嚴重,1973年涉嫌貪污的外藉總警司葛柏潛逃英國,一批青年及學生發起集會抗議被鎮壓,結果十二人被捕。殖民地政府於1974年宣告成立專責反貪的「廉政公署」。1975年葛柏終被引渡回港,監禁兩年。
[7] 七十年代香港仍有數萬居民居於艇上(艇戶),環境惡劣,時有小孩溺斃。油麻地避風塘有幾千戶艇戶受颶風影響,要求政府安置陸上。1979年,一批艇戶及支持者乘旅遊車往請願途中,在旅遊車上被拘捕,被控「非法集會」。
[8] 德蘭中學校長被老師投訴貪污落台,新任校長與得到學生支持的老師關係惡化,校長威脅解僱老師,觸發學生罷課。1978年5月,政府宣佈關閉學校,引起社會人土反響,舉辦萬人集會支持罷課師生。最後,政府宣佈開辦五育中學接收師生,事件結束。
[9] 1969年發生珠海事件,數名就讀珠海書院的學生因反對學校操縱學生會而被開除學籍。其中兩名學生莫昭如及吳仲賢創辦了<70>雜誌,之後<70>成為香港青年激進運動的旗手。莫昭如主張無政府主義,吳仲賢後來成為托洛斯基主義者。
[10] 「民主派」是個泛稱,而不是一個黨派。譬如1986年的「高山大會」便有百多個爭取普選的團體出席。
[11] 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香港自行立法禁止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或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2002年政府啟動立法程序,引起香港人不安,五十萬人上街抗議,最後立法被擱置。
[12] 2006年政府宣佈天星及皇后兩個碼頭會在填海工程中被清拆,2006年12月示威者佔據天星,被警逐一拘捕。2007年4月,示威者在皇后碼頭紮營駐守,3個月後警方清場,碼頭被拆卸。
[13] 2012年9月,教育局宣佈在小學開設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簡稱「國教科」,引起社會關注,批評者指如同向小學生「洗腦」。中學生組織「學民思潮」成立,聯同各界舉行反國教行動,十二萬市民響應包圍政府總部。結果政府撤回有關建議。
[14] 政府打算增加免費電視台,2013年10月兩間電視公司獲發新牌,但政府未能解釋香港電視網絡不獲發牌原因,引起社會不滿,超過十萬市民上街示威。
[15] 有關梁耀忠,可參考他本人自傳式著作《我固執而持久地,過這種生活》(香港: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2010) 。
[16] 八十年代「街工」介入的工潮主要有日資的亞洲精工錶廠工潮 (1986) 、荷資的飛利浦電子廠工潮 (1988)、美資的飛達電子廠工潮 (1988)。其中,亞洲精工錶廠工潮,200名女工佔領廠房十三日,並獲國際工會支持,發動全球杯葛行動。
[17]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成立於1958年,成員包括八間大學學生會。
[18] 中學生組織,成立於2011年「反國教運動」中。
[19] 「街工」與「工盟」不同,「工盟」走的是全港性行業工會路線,以組織工會作重點;「街工」則在社區組織零散工人,這些工人就業及行業都不穩定,很少加入工會,更為弱勢。
[20] 如2004年反對灣仔利東街舊區重建的行動、2009年反對長沙灣順寧道舊區重建的行動。這些事件既涉及弱勢者權益、反地產霸權,亦牽引本土生活方式在商業大潮淹歿的不滿。
[21] 如2008年反對借興建港深(香港-深圳)高速鐵路而對菜園村進行的清拆行動、2012年起反對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的連串抗爭。兩宗事件,亦涉及港人對中港融合的恐懼。
[22] 如2004年「保護維港運動」,反對不斷在維多利亞港填海、2010年反對「港珠澳大橋」未符合環境影響評估而動工。兩宗事件,民間都利用司法程序有效拖延了工程。
[23] 香港回歸後經歷亞洲金融風暴、沙士疫症,工人工資不斷下降。2007年香港經濟復甦,但工資卻未有調整,紮鐵工人要求工資恢復至十年前水平,罷工36日。工潮由「工盟」屬下工會領導,得到市民廣泛支持。
[24] 與紮鐵工人相似,碼頭工人的工資較回歸前低13%,工作環境惡劣,不少要輪斑24小時。在「工盟」屬下工會發動下,罷工得到市民熱烈支持,反映對香港貧富懸殊、地產霸權橫行的不滿 (貨櫃碼頭業與紮鐵工所屬的建造業,均與地產財團息息相關) 。工潮另一特色是大專學生積極介入。
[25] 在一些社會學研究中稱這個階層為「中產下層」(lower middle class) 。他們喜自稱「平民」,或「夾心階層」。作為一個人數龐大卻鬆散的社會階層,他們沒有像「中上層中產階級」般推翻封建皇權、打下資本主義江山的威風。也沒有像工人階級推動革命,令資本家聞風色變的霸氣。他們倒像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帕的霧月十八》形容的小農階級,「不能代表自己,要由別人代表」。「中產下層」文化並不高雅,但有基礎學識,關心子女,是城市社區脈動的樞紐,歐洲市鎮自封建以來即已如此。城市的統治者善用他們,用香港例子,是各類公益籌款、清潔滅罪,平息民變的別動隊;業主法團、諮詢委員是其社交場合。小店主,人脈廣泛,公務員,與民政處沆瀣一氣。不過,他們亦不滿政府與財團地產虎狽為奸,也不滿福利主義「偏幫」窮人,自覺是夾心階層。他們最恐懼是社會動盪–因他們的命運最為脆弱。因此往往支持有勢力者,回復社會秩序,成為法西斯主義或極右信徒。
[26] 儘管部份「雨傘運動」的年輕活躍份子繼承著「03.71」的「八十後」命題,強調「三十年民主運動模式過時」,及非組織化網絡動員的重要。但新一代活躍份子 (不少是「本土派」) 卻批評「八十後」是「左膠」(僵化的左翼份子),指責他們是政府「內奸」,潛入運動、分化運動、勸人撤退。被點名批評的「左膠」份子幾乎被指分佈在所有主要的學生、「泛民」、民間組織內。在「雨傘運動」的三個「佔領區」內 (金鐘、旺角、銅鑼灣),均貼滿這樣「獵巫」、「捉鬼」海報。
[27] 「民間社會派」是指一班環繞<民間抗爭報>的朋友。<民間抗爭報>成立於1990年,正值首屆立法局選舉前。「民間派」是社運人土對他們的稱呼,當時台灣的民間社會理論對香港的「民間社會派」有一定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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