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鋒黨在街工–梅耶爾(Robert Mayer) 與曼德爾(Ernest Mandel)

[崔老頭]

一、前言

列寧寫於1901年的小書《怎麼辦?》歷來評價不一,論者對書中提出的「先鋒黨」概念尤其爭議。有認為不過列寧因時制宜策略,列寧很快便將它放棄,所以「先鋒黨」並不構成列寧其後思想及實踐的基礎,依此觀點,一些論者以「先鋒黨」概念質疑列寧(尤其指他需向其後史達林的獨裁負責)便不太公允。但另邊廂,一些論者認為「先鋒黨」概念是列寧的重要貢獻,仍足為今天的革命運動作參考。以下介紹三位論者不同的看法,我的主要思考,則在街工怎麼辦的問題上。

二、從「先鋒黨」挽救列寧?:梅耶爾

梅耶爾在 “One step forward, Two steps back: on Lars Lih’s Lenin“(2010)說,他與拉斯立(Lars Lih,Lenin Rediscovered一書作者)的觀點,是同多於異(Lenin Rediscovered的介紹,請看之前我的兩封電郵)。

二人的共同觀點包括:反對將《怎麼辦?》視為列寧思想基礎部分,尤其當中有關先鋒黨的討論。他們同指列寧很快便修正自己觀點,所以將《怎麼辦?》中提到的「先鋒黨」、「民主集中制」、「工人自發鬥爭的局限」連接到列寧其後的實踐及斯大林獨裁統治,是毫無根據的。事實上,《怎麼辦?》主要命題是爭取民主。二人同意,當時列寧追随的仍是德國社會民主黨模式,即以工人為核心,以建立全國性組織為方向,以推動民主為目標的運動。

梅耶爾與拉斯立不同在對「先鋒黨」的評價。

拉斯立認為《怎麼辦?》並未越過「愛爾福特派」(即德國社會民主黨模式) ,而推動知識分子與工人結合(包括認為工人自發鬥爭無法產生社會主義的看法),一直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及俄國社會民主工黨) 觀點,列寧並無創新。列寧提出「先鋒黨」,是因應當時俄國社會主義工黨轉入地下之策略調整,非對工人運動不信任(認為工人自發鬥爭無法產生社會主義與不相信工人是兩回事),社會民主黨堅信社會主義是工人革命的事業。

梅耶爾不同意拉斯立的分析,批評拉斯立急為列寧澄清,結果將列寧有爭議的觀點都淡化,令人無法瞭解列寧的特點或局限。

梅耶爾認為列寧並沒如一般人所形容以「先鋒黨」取代工人;但與此同時,梅耶爾指列寧在其它著作確實表達對工人運動憂慮,尤其對工人自發鬥爭所起的成效感到悲觀。梅耶爾認為,拉斯立以列寧引用考茨基的觀點,而假定列寧因襲德國社會民主黨傳統的分新是錯資的。梅耶爾說,列寧在《怎麼辦?》讚揚考茨基,與列寧提出工人運動的局限二者並不矛盾,因列寧論辯對手是普列漢諾夫等人。儘管考茨基及盧森保(及德國社會民主黨傳統) 都信仰工人自我解放(無需「先鋒黨」領導),但普列漢諾夫比考茨基機械,所以列寧可引証考茨基的觀點批評對手。梅耶爾認為列寧的「先鋒黨」觀點是錯誤的,不過列寧很快便將之放棄。質言之,梅耶爾認為列寧一度想偏離德國社會民主黨傳統(改為「先鋒黨」)。

梅耶爾對「先鋒黨」理論是否定的,拉斯立則較正面。後者認為,「先鋒黨」配合當事形勢需要,故形勢改變,列寧便靈活地放棄。梅耶爾認為拉斯立忽略列寧對經濟不發達地區工運及社會主義運動可存在不同路徑的思考,這點其後成為列寧思想一個重點。拉斯立將列寧描述為一生緊随德國社會民主黨模式,反令人看不到列寧的特別。

三、對列寧「先鋒黨」的補充:曼德爾

曼德爾是著名托洛茨基派理論家,〈列寧主義的組織理論〉(1970)洋洋數萬字,開宗明義肯定列寧「先鋒黨」概念,認為列寧填補(創新)了馬克思主義(包括馬克思本人)的空白:

列寧主義的組織理論就表現為三個要素的辯證統一:關於帝國主義時代落後國家的革命理論(然後被更廣泛的應用於全球資本主義危機時代);關於無產階級階級意識非連續性矛盾發展過程的理論,是將無產階級階級意識明確區分為幾個重要的不同發展階段的理論;關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精髓以及它同科學和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特定關係的理論。

[…]這三個部分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深化,既是對馬克思恩格斯曾經指出但並未詳細論證過的重要觀點的深化,也是對在1880-1905年期間由於馬克思著作發表受到耽誤和阻礙而很少被注意到的那一些部分的深化。因此它包括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進一步深化,因為馬克思本人的分析也存在不足(甚至存在部分矛盾),或者至少在馬克思死後的頭二十五年中被人們普遍接受的對該理論的闡釋也存在不足。

[…]它公開表達了馬克思只是暗示過的東西,而這些東西他的信徒幾乎完全沒有理解,即資本主義社會秩序不會自動被推翻,[…]無產階級革命[…]不僅要求“客觀”因素的成熟(表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已經完成歷史使命的深刻的社會危機),而且要求所謂的主觀因素(無產階級階級意識和它的領導的成熟)。如果這些“主觀”因素不存在,或者還不夠成熟,那麼無產階級革命就不會在那時勝利,而且革命失敗後,將導致資本主義經濟和社會的暫時鞏固。

「先鋒黨」概念是建立在對無產階級意識的具體分析上,是對長期歷史過程的總結–而非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真理:

[…]這三種理論形式是列寧主義組織概念的“社會基礎”,沒有這些基礎,這一理論就會變得武斷、背離唯物主義並且是不科學的。列寧主義的黨的概念並不是唯一可能的一種黨的概念。[…]列寧主義的黨的概念不能離開對無產階級階級意識的具體分析,即不能離開對階級政治意識——與單純的“工會”或者“行會”意識相比之下——的理解,這種政治意識既不能自發,也非自動地從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客觀發展中產生出來。[…][ 列寧主義的黨的概念]應當被看作是與階級鬥爭的長期過程聯繫結合在一起的理論實踐(或“理論產物”)的結果。20世紀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就是這一長期過程的歷史。

「先鋒黨」其中一點,是要平衡或補充群眾自發鬥爭的觀點,而不是反對它:

絕沒有不受某種先鋒因素影響的“自發”行動。“自發”行動和有“革命先鋒干預”的行動的本質上的不同就在於,在“自發”行動中,先鋒因素的干預是沒有組織的,偶然的,斷斷續續的和沒有計劃的[…],而革命組織的存在則使得在“自發”的群眾鬥爭中先鋒的因素有可能與運動協調一致,使之有計劃,有意識的保持同步,不斷地形成這一影響。列寧主義的“超級集中制”的幾乎所有的要求都基於此,並且僅僅基於此。

[…]初級的階級鬥爭——罷工,停工,為了漲工資或是縮短勞動時間和改善其他勞動條件——導致了初級的階級組織[…](這些還使許多工人產生了社會主義理想。)[…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大多數群眾只是在鬥爭時期才保持活躍;鬥爭結束後遲早會重新回到個人生活的慣常軌道[…]。工人先鋒和群眾相區別的地方就在於這樣一個事實,工人先鋒即使是在鬥爭暫時停息的時候也不會放棄鬥爭的第一線,也就是說,他們會“用其他方式”繼續鬥爭。他們努力鞏固在鬥爭中產生的抵抗經費,並使之變為經常的抵抗經費——即成立工會。先進分子會通過出版工人報紙或是成立工人教育機構來澄清提高在鬥爭中產生的階級意識。與群眾必定是非連續性的行動相比,先鋒隊代表了運動的連續性並賦予其以一定的形式[…] 。

「先鋒黨」非要否定傳統工會運動,而是分析其不足:

相對而言,先進工人(工廠工人的“天然領袖”)的集體行動實現起來更困難,因為它既不可能通過純粹的信念來實現(就像革命核心一樣),也不能通過純粹的自發的爆發來實現(就像廣大群眾那樣)。準確地說,是鬥爭經驗使先進工人在採取大規模行動時更加小心謹慎,這也是他們在行動中最重要的推動力量。他們吸取了以往行動的教訓,他們知道,對他們來說一次暴動根本不能實現目標。對敵人的力量(不要提敵人的寬容)和群眾運動的持久性,他們更少幻想。經濟主義的巨大誘惑就可以追溯到這裏。

[這便突顯出] 「過渡性要求」的極端重要性,在傳播這些要求方面受過訓練的先進工人的戰略地位的重要性,以及革命組織的重要性,只有這樣的革命組織才能根據客觀的歷史條件和廣大勞動群眾主觀需求制定出容易理解的過渡綱領。只有當這些因素都結合起來時,一個成功的無產階級革命才是可能的。

若將曼德爾與梅耶爾及拉斯立作比較,曼德爾較接近梅耶爾。譬如曼德爾認為,「先鋒黨」是一種創新,涉及對俄國工人運動的分析,這點與梅耶爾接近。分別是,曼德爾抱正面態度,認為列寧分析正確,並自始貫徹「先鋒黨」理論。梅耶爾則認為列寧很快便放棄這觀點,因「先鋒黨」理論基本上是錯誤的。至於拉斯立,則認為「先鋒黨」是一靈活運用,列寧很快放棄它,它與列寧對俄國工人運動擔憂無關,列寧對俄國工人其實有過分樂觀的幻想。

發表〈列寧主義的組織理論〉十多年後,曼德爾在〈先鋒黨〉(1983) 進一步總結:

  1. 如果工人始終保持最高的戰鬥性和最高的覺悟,那就不需要先鋒隊了。但不幸的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這種情況即不會也可不能存在。因此,你需要這樣一群人,他們能夠持久地體現工人階級高度的鬥爭性以及較高的階級覺悟。在每一波運動的高潮過後,一旦臨界點到來且群眾的實際活動減少,階級意識會下降到較低的水準同時群眾的活動幾乎會消失殆盡。
  2. 革命先鋒組織的第一個作用是保持理論的、綱領的和政治上的連續性以及獲得前一階段那種高度的階級戰鬥性和覺悟的組織技能。它所充當的是工人階級和工人運動的永久性記憶,這種記憶是把經驗教訓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在一個綱領裏面加以整理,這樣新一代的工人就可以從中獲得教育並以更明確的方式進入鬥爭行列而不必從頭開始。[…]一個社會主義的綱領無非就是過去一百五十年中真實的工人運動、革命以及反革命的全部歷史經驗的總和。幾乎沒有人,或者說絕對不可能有任何人可以單獨勝任這項工作。我們需要一種組織[…]。
  3. 革命馬克思主義堅持民主集中制,但我們並不把“集中”這個詞首先看作是組織上的問題,而且它也絲毫不是作為行政手段所必需的。它是一種政治原則。[…]如果婦女激進分子只參加女權主義的鬥爭,如果青年激進分子只參與青年人的鬥爭,如果學生只參加學生運動,如果移民只忙於移民的鬥爭,如果被壓迫民族只參加反對民族壓迫的鬥爭,如果失業者只參與反失業的鬥爭,如果工會分子只參加工會鬥爭,如果那些無組織的非熟練工人只從事自己的鬥爭,如果政治激進分子只忙於選舉活動或出版報紙——如果他們每個人都是這樣各自為戰,他們就只是在非常有限的和零碎的基礎上進行活動,從各自的經驗中他們也得不出正確的結論(從認識論上來說)。
  4. 先鋒組織與廣大群眾之間存在著現實的矛盾。如果可以稱其為一種辯證張力(dialectical tension)的話,我們必須著手解決這個矛盾。首先,我使用了“先鋒組織”這個詞而不是“先鋒黨”。這是我有意識地引入的一個概念上的區別。我不相信一個自我標榜的先鋒黨。我不相信有五十或一百個人站在市集廣場 上拍著他們的胸脯說:“我們是共產黨”。可能在他們自己的意識裏面是這麼認為,但如果其他人根本不在乎他們,在很長時間內他們就只能在廣場中央大喊大叫而在實踐上一無所獲。比這更糟糕的是,他們會試圖通過暴力將自己的信念強加在群眾身上。
  5. 一個先鋒組織的特點是能夠堅持。一個先鋒黨是要通過長期的過程來建造和建成的。表明先鋒黨已形成的一個特徵就是它至少要被本階級中數目不小的少數人所承認。在自己的階級隊伍裏沒有追隨者的先鋒黨是不存在的。
  6. 我們不認為馬克思主義是一種完美的和最終的教條或教義。[…]如果誰要那樣認為,馬克思主義者就是一隻只能憑記憶來說話的鸚鵡,或者把所有的經驗教訓輸入電腦以祈求現成的答案。[…]馬克思主義永遠是開放的,因為不斷會有新的經驗和新的事實(也包括關於歷史的事實)被編入科學社會主義的文獻中去。馬克思主義永遠是開放的、批判的和自我批評的。

究竟曼德爾、梅耶爾、拉斯立,誰合乎事實?留待有心人考証。不過,三人之中,曼德爾是從組織社會運動的角度來思考列寧(本身是比利時托派組織的領導人),他進一步發揚/補充了列寧〈先鋒黨〉的觀念,而不是墨守列寧成規,因而能貼近當代社會運動。

四、先鋒黨在街工

街工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組織,也不是「先鋒黨」(曼德爾也只敢用「先鋒組織」自稱) 。但我們是否一直,或將會以「先鋒組織」,自我定位?

 

有些朋友認為先鋒就是衝鋒陷陣,所以認為街工無能或不配成為先鋒;看來很大誤會。衝與不衝是策略問題,列寧「先鋒」的含意,首先就指出在地下時期,「堅持」與「紀律」對組織的重要性,目的是防止被捕,避免組織進一步受到破壞。

街工也不是革命組織。但革命一詞包含兩個意思,一是使用暴力,二是推翻資本主義。今天,這個定義應重新思考。首先,是否使用暴力是策略/手段問題,應基於形勢判斷。在絕大部分時候,我們應反對及制止暴力。其次,即使我們目標不在推翻資本主義,街工同樣在改變不合理的社會制度(具體而言是這個資本主義制度)。

我們自我定位為「基層勞工團體」,那是否表示我們是一個「群眾組織」?

我想我們遠未達到「群眾組織」水平。我們有幾佰或成仟的支持者/同情者,但沒有組織,只有鬆散聯系。或者說,我們的目標是邁向「群眾組織」–現在還不是。可怎樣做到?

從一個寬鬆角度看,我們也是否「愛爾福特派」–將知識分子與工人/基層結合的左翼運動?街工現時也不算「左翼團體」,但是一個有左翼成份的「基層勞工團體」–我認為是這樣。這個傳統可追溯至「新青學社」。

幾點總結:

  1. 「先鋒組織」與「群眾組織」並不矛盾。誠如曼德爾所言,它們是辯証關係。「先鋒組織」存在的意義,在組織群眾,推動群眾運動形成。如群眾積極,「先鋒組織」就沒有位置。「先鋒組織」若不能在基層得到廣泛認同,它不過是「先鋒組織」的預備班,或更壞,不過是一個小宗派而已 (前者設法貼近群眾思維,教育他、改變他;後者則自得其樂其激進性、超前性)。曼德爾說:「先鋒組織」的特點是「堅持」,先鋒黨需要通過長期的過程來建造,成員忍辱負重、默默耕耘,而不是只沖浪頭或站在鏡頭前。這也是列寧在《怎麼辦?》向地下黨員強調「堅持」與「紀律」的原因。
  2. 社會主義不能單純在日常生活或日常抗爭中產生,它是一套有關社會、歷史的分析及實踐方法。曼德爾說「先鋒組織」首要是保持理論的、綱領的和政治上的連續性,累積起前一階段抗爭的分析及組織技能,充當基動/工人運動的永久性記憶,使新一代工人/基層可從中獲得教育而不必從頭開始。這工作龐大,無人可單獨勝任,需要一個組織–「先鋒組織」。
  3. 「先鋒組織」強調「民主集中」,它包括兩個含意,一是列寧在《怎麼辦?》所說,在地下時期,組織四分五裂,需發揚幹部的「紀律」及「献身精神」(因他們必須孤軍作戰),此外謀求建立全國性組織,統一領導。第二重含意是曼德爾所說,社會運動各自為戰,各自無法建立出整體視野,甚至互相抵消力量。這便需要有心人建立整體分析,將經驗傳承,引導後來者方向。
  4. 面對近日經常的內部爭議及成員合作上的障礙,我建議兩點。一是建立更清晰方向。近年社會矛盾尖銳,政治爭論白熱化,必然影響內部氣氛。會方宜以「民主集中」方式,在重要問題上適時建立共識,讓成員有所適從。二是完善「團體精神」和「紀律」。前者是教育及鼓勵,是「主項」(包括放開討論,少數服從多數的精神);後者是規範及底線,是「次項」。誠如曼德爾在分析《怎麼辦?》所言,「先鋒黨」重視群眾自發性,致力爭取群眾支持;即使面對只重經濟鬥爭的工會,也不要排斥它,而是爭取它、教育它,尤其不可「試圖通過暴力將自己的信念強加在群眾身上」。我認為內部紀律要有,仍以建立團體精神為尚。紀律是被動的,團隊是自覺的。
  5. 有關近期內部爭議,多加一句。曼德爾在〈先鋒黨〉有這樣說法:

「辯論和爭吵對於保持這種自我批評的過程是必須要付出的代價,即便辯論採取了宗派主義的不健康和令人不快的方式,或這種爭吵激怒了那些嚴肅的激進分子(我非常同情他們,因為這很大程度上是在浪費時間)」,「我並不是鼓勵形成派別,這是一個錯誤的公式。出現派別是一個政黨發生病變的徵兆。同時從政治路線和黨內活動這兩個角度看,一個健康的黨是不會產生派別的。如果你組織了一個派別,將你開除出去並格外禁止內部辯論而使黨內生活僵化,所造成的罪惡,要大於保留你在黨內活動的權利所產生的禍害」。

  1. 列寧和曼德爾經常面對黨內爭吵及分裂,但他們沒有提到「代溝」問題。有趣是〈先鋒黨〉的中文譯後記引申了如下的話,譯者(相信也是托派成員):

「對於一個組織必須要解決輩代的問題,[…]年長一代由於獲得一定成就所導致的保守化和年輕一代由於缺乏經驗和閱歷而導致的激進化。組織中的每個人或每個部門的生活、工作環境以及平時接觸到的人群不盡相同,對社會和組織的看法和判斷也總會有不同,如果不能真正地把各自的經驗和知識集中起來,並對這些內容進行整理加入到組織的綱領和共同目標中去,民主集中制也只會流於形式而失去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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