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民間辦學回溯體制:街工到基層大學

[蘇耀昌]

今年是文化研究碩士課程十周年,我十分高興參加這個討論會,因為在我的經驗中,我曾參與的團體都「捱」不過十年以上。

言歸正傳,首先我想說的是,民間辦學與體制實際上有著密切的關係。在這裏得提提我一個特殊的身份,那就是我是嶺南大學的碩士畢業生,任教MCS的劉健芝也是我的老師。現在我想先談談一些自身經驗,討論一下大學到底是甚麼東西。

大學資源民間化

在嶺南大學攻讀碩士課程時,我常到圖書館借閱外國圖書館藏書,尤其是那些尚未正式出版的博士論文。借閱了幾次後,圖書館管理員跟我說我限額用盡,不可再借。我問他為甚麼,他回答說同學借閱這類藏書,學校需繳付速遞和保險費用,借一本書學校便要付上千元,亦因為嶺南大學的資源有限,所以有需要設下限額。後來我在香港科技大學(下稱科大)攻讀博士,那裏資源充足,故不設上限。由此可見,「錢」真的很重要,因為有錢才有知識。假若我們無法掌握最新的知識,我們便無法與時並進。

所謂資源充足,也是相對而言的。在一所大學內,不同的學系也需要競逐資源。例如科大的老師就曾告訴我們,說圖書館正在做調查,使用率不高的期刊會被淘汰,尤其是那些不賺錢的學科期刊,因此老師叫我們在翻閱期刊以後,不要放回原架,而要放到回收車上。相信大家都有看過這類學術期刊,都知道這些期刊並不便宜,一期要上百元,學生根本負擔不來。部分學術期刊可在大學圖書館的互聯網上瀏覽,可惜畢業後就再無網上閱覽的權限。即使自掏腰包訂閱,所能讀到的網上期刊的覆蓋範圍也很狹窄,甚至看不到某些內容。相比之下,在學時期閱讀期刊真的十分方便,只要登入學校網頁,隨時都能參閱過百本期刊,因此我現在也會借用在學同學的帳戶在網上觀看。以上種種到底說明了甚麼?

大學像古代朝廷的倉庫,平常收納農民上繳的米糧,但不同之處是現代這個倉庫不會在緊急時候開倉賑災,而是只供士大夫(大學生)平日享用,農民(市民)無權置啄。大學生畢業後,不論從商或從政,除非富有得很,否則再也沒有機會接觸這些知識。左派說「人民當家作主」,但身處基層的市民大都無法進入大學,即使能進入大學,畢業後都無法再接觸最新的知識。你說人民如何能夠管理自己?大學的目的是甚麼?是讓學生畢業後培育基層人民嗎?相信大部分都不是。那大學到底是甚麼地方,可驅使政府每年投放大量資金?莫非只因大學老師的教學能力高?我認為沒這麼簡單。

整個教育體制,以及大學教育的目的,是令學生學懂資本式的運作,畢業後把學生送上資本主義戰場當見習生,學習管理那群同齡卻沒上過大學的年青人或工人。大學生能手握管理這門學識,基層人士卻從未獲得權利和機會去學習如何管理社會。不管大學生是否願意,畢業後他們基本上都學會了資本主義的運作模式,能應付資本主義的戰場,而資本主義社會的延續正正就是需要這群大學生。

我們現在回到一個重要的問題上,就是資金。民間辦學一直缺乏資金,這情形與大學剛好相反。到底大學能否把其資源、知識等民間化呢?我們這些讀過大學的,享用過民脂民膏,如果仍相信社會應當平等的話,就應將所學所知的與民共享。我念科大時有聯校通用的圖書証,曾於周末回嶺南大學的圖書館,卻發現這裏水盡鵝飛;科大圖書館則不同,除非考試季節,否則周末也會對外開放。路途雖遠,但仍會有市民前來。民間辦學指的不單是一般體制,還包括坐擁資源的大學。將大學所藏的知識民間化,與民共享,這是民間辦學的第一個面向,也是我欲帶出的大學與體制的關係,但這應是下一節論壇的討論內容,暫先擱著。接下來讓我針對這一節的討論重點,就是我們的民間辦學經驗。

創辦基大 推動學界連接基層

大專畢業後,我便到了基層團體街坊工友服務處(下稱街工)工作。離開街工後,我再次讀書進修。二零零零年,我與志同道合之士創辦了基層大學(下稱基大),直到二零零七年,我畢業後再回街工為止,前後共七年。基大成員由基層團體工作者及大學生組成,人數最多的時候也不超過三十人。由租用地方到聘用兼職,完全自費,有收入的成員會每月繳交會費三百至一千元不等,荒年則靠籌款維持運作。

基大的宣傳單張是這樣寫的:

「蓋搭基層與學界橋樑、鼓勵同學關心基層、參與基層工作。象牙塔不等如知識,脫離社會、脫離生活的學院訓練令人癡呆。大學生應多瞭解這個貧富懸殊的社會、反思自己角色。我們沒有預設方向可供你選擇,每個人自有不同體會。我們的書本是基層,與生活結合的思考,是知識。大學微不足道,基層卻茲事體大。現時不同的人對基層有不同界定,我們無意下一個自以為真理的標準;就讓不同定義互相激辯,然後各取所需,令基層文化、基層運動更具活力。」

基大的對象是學生,包括大學生及中學生。七年內──奇怪的是我辦的團體通常只有七年壽命,共舉辦了數十場工作坊,培訓過數百人。除學生外,也有在職人士及基層團體工作者參加。工作坊分為兩類,一類是鼓勵同學接觸基層團體的工作坊。這些工作坊主要與基層團體合作,如每年都舉辦的「貧窮文化工作坊」,透過討論,讓同學認識特定基層的狀况,然後落區訪談,為基層團體行動、或進行調查、或搜集資料出書作準備。二零零一年,基大剛成立不久,我們舉辦了一場「邊緣勞工工作坊」。參與的同學主要來自香港中文大學,之後,他們長期參與「香港婦女勞工協會」的工作。其中有一項訪問公共屋邨清潔工人的計劃,訪問了十多條屋邨,並持續了好幾年。這計劃曾為爭取政府外判清潔工作及為保安員列入工資保障範圍立過汗馬功勞。雖然這計劃與最近的最低工資運動無關,但可以視為最低工資保障運動的前哨戰。

第二類工作坊是關於理論教學的,如「詹明信(Fredric Jameson)與後現代主義文化」、「葛蘭西(Antonio Gramsci)文化領導權」、「(反)全球化」、「政治經濟學入門」、「馬克思主義 ABC」、「政治經濟學與工人運動」、「合作社與社區經濟」,還有有關黑人女性的「基層女性主義」、「電影中的女性身份」、「從電影看香港人身份」等。理論課程並不容易處理,我相信有些題目即使是大學課程也不能輕易講解清楚,讓學生吸收,整個過程也是相當辛苦的。基大的做法是在課程前三個月成立籌備組,劃定內容,每節交由不同的成員負責,並定期開會討論。每位籌備成員需在工作坊開始前寫出導讀文章,因此每次工作坊完結後,都會有一大堆的文章可以上載到網頁上供他人閱覽。課程參加者由幾人到幾十人不等,如「葛蘭西文化領導權」工作坊便有四、五十人參加。工作坊的收費通常是一百至三百元不等。為了鼓勵參與,出席滿八成以及呈上一篇文章的同學可退回一半學費,沒收入者更會全費退回。

基層大學不為學問而做學問,每一個工作坊都是回應現實的。例如,在二零零五年開辦的「(反)全球化」工作坊,就是為了回應世界貿易組織在香港舉行會議而設的。當時有很多團體針對該會議而籌備回應行動,正好需要一些理論資源,因此我們便舉辦了工作坊。又例如在二零零三年開辦的「葛蘭西與文化領導權」工作坊,則為了回應主流傳媒及中產階級精英歪曲零三七一遊行,以及歪曲其後的社會運動是為中產反叛而設。事實上,明眼人也看到有很多基層團體及基層市民都有參與那些運動,但媒體卻隻字不提,不少基層團體為此感到十分不滿。為了要分析中產階級的文化領導權,我們以葛蘭西與其文化領導權理論為切入點,展開討論。二零零四年的元旦大遊行,基大更與多個基層團體合作,在遊行中組成幾千人的「基層有話要說」方陣,更標明參與遊行的巿民大部分正是基層人士,用行動扭轉傳媒對基層缺席的偏見。

二零零七年後,基大正式結束。結束的原因並非因為缺乏運作資本,而是隨著核心的學生成員相繼畢業,同時大多數活躍的成員也改去其他團體工作。基大的宗旨是:「蓋搭基層與學界橋樑、鼓勵同學投身基層運動、參與基層工作。」我們有不少的的成員在畢業後便投身基層團體當幹事,大家都知道,團體工作總忙得不可開交,因此學員們也再無暇兼顧基大的事務,基大因而只能保持最簡單的運作。二零零七年,我從科大畢業後重投街坊工友服務處,基大亦正式結束。總括而言,我覺得基大不但鼓勵了同學關心基層運動,也鼓勵了他們投身在運動之中。

誰是民間 誰被教育

以上是我民間辦學的第一次經驗,第二次經驗源自基大結束的時候。當時一位街工職員兼基大成員著我回街工工作,他說:「面對學生,你說甚麽也可以,怎樣激進也沒問題,沒有包袱。但如果對象改成每天營營役役的基層人士,要你跟他們說分析,若然他們仍然肯聽你的,我便真的心服口服了。」我聽完他這番說話,便重回了街工。我十分同意他說的話,的而且確我們每天面對學生,面對知識份子,哪有包袱可言?我開始想,所謂民間辦學的「民間」到底指誰?正如古人有云「禮不下庶民」,是否代表知識與基層人士無關?民間辦學的對象與基層中最低下的一群,如工人、婦女、失業人士的關係是甚麼?我們辦學的對象是否要包括他們在內?如果包括他們的話,課程的內容應該是甚麼?我肯定,我們這些讀過書的,若不經過訓練和反省,是不會曉與基層溝通的。我見過很多知識淵博的學者,最令我佩服的是丘延亮。他不但能與處於基層底下的婦女對話,還能寫出理論性很強的文章。這並非每個知識份子也能做到的,許多人都不懂用基層語言與基層溝通。

當我回到街工,我發現他們不只專注於基層團體工作。我為他們起了一個稱號──赤腳律師。中國以前有赤腳醫生:醫護人員跑到窮鄉僻壤,懸壺濟世。可惜今日禮崩樂壞,醫護人員都往錢看。還好,香港還有赤腳律師。所指的就是那些每天落區向工人講解勞工權益的勞工幹事。他們大多數都大學畢業,負責向工友解釋那些複雜的法例條文,好使工人們學懂保障自己的權益。時至今天,向工友教導勞工法例成為街工的一個重要工作:除了到街上宣傳,還會在每個僱員再培訓課程中,抽出四小時來教授勞工法例。相信大家也能想像到,要在短時間內教曉工友權益並不容易,《僱傭條例》那麼複雜,講解員必須掌握各行各業的情况,配以日常案例,才能讓學員學以致用。當然,講解員還需具備那份基層的情感。

論民間辦學,街工其實經驗豐富,只是層次不同。街工的前身是「新青學社」。新青學社於一九七六年成立,是一所由左翼學生,主要是大學生,為接觸工友而開設的工人夜校。那時,政府還未有推行免費中學教育,青少年到十六、七歲便會投身工廠工作。他們賺到了零用錢,有些遺憾沒上過中學的工友,便會到新青學社之類的補習社進修。新青學社除了教授中、英、數等主科外,還會教導工人分析社會,認識權益。課餘活動則是支援社會運動,如保護釣魚台。此外,當時還創辦了「工人文學獎」。學社在一九八五年結束後,當中的一些成員便成立了街坊工友服務處,故此街工的誔生其實也是源自民間辦學。

最後,我想說的是,勞工運動就是這樣一點一滴地累積起來的,由知識到激情,由組織到行動,或相反的,慢慢地累積起來。總之,直至目前為止,我認為每當討論民間辦學時,第一個該提出的問題應是究竟民間辦學與體制有甚麼關係?體制內的大學坐擁了這麼豐厚的資源,它們可以提供甚麼協助?第二,民間辦學中的「民間」到底是甚麼意思?民間辦學能否進入基層生活?還是只是朝向知識份子?第三,民學辦學本來就是一個再教育的過程:我們這些所謂讀過書的知識份子,當與基層接觸的時候,我們不是要用我們學過的向基層指指點點,而是更應該進入基層,讓基層重新教育我們。我認為這也是民間辦學其中一個重要的宗旨。

(刊於許寶強、張秋玉編:《遊走於體制內外》,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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