繪畫社區地圖的政治經濟學

[亞蘇]

(註:本文為作者在「街頭社工」主辦「繪畫基層社區地圖工作坊」第二節上的發言)

批判現代主義趨同論

上一節討論了七、八十年代香港的社區運動,那時有很多活躍的居民組織,不像今天。現在大多搞文娛康樂、派糭派米;在以前,社區組織發揮了地方管理的角色。它們甚至參與全港事務,派代表參選區議會,有強大動員力。今天,它們大都消失了。為甚麽?

社會學有一種趨同論的講法,就是說傳統社會經歷工業化後,都變成大同小異,如大家族讓位於小家庭、文化價值讓位於物質利益,是人類社會合理的發展,誰也改不了。這種簡單的說法對社工學仍有一定影響。譬如有些論者認為随著經濟發展,過去那種緊密的社區關係必然讓位於個人主義,是無法避免的。既然如此,社會工作應轉向以個人輔導/救助為對象。在這情况下,社會工作的社區工作就沒有很大的價值。

這種觀點是不是毫無道理?也不是。但它的邏輯是:老闆煮甚麼,社工就食甚麼(嚴格是市民就食甚麽,社工只不過是待應);這種觀點沒有問:為甚麽會產生這種結果?是誰在主導結局?誰得益?是否不可改變?社工一旦認為這是不能改變的,當他面對案主(街坊)時,除了叫街坊改變自己以適應不合理的事物外,他(社工) 還能做些甚麽?

全球化、資本主義與社區

現代主義趨同論有一個時髦的版本叫全球化。這套理論認為,地球已進入全球化時代,透過飛機、高鐵、互聯網,國與國的差異都已統一起來,你在北京、東京、紐約都吃著同一款快餐,更何况同一國內的小小社區呢?

假設這種說法是成立的,我們是否值得反省,為何一個產米的地方與一個不產米的地方都食著同一種食物,而且價錢比食米要貴?有得選擇嗎?這是怎樣發生的?是誰得益?德里克(A. Dirlik) 稱這種全球化為「強迫的地方化」,就是說你(包括你的社區)的命運並不掌握在你手上,而是掌握在跨國財團手上。(試想想領匯與邨內小商販及居民的關係。)

一旦命運不在手中,街坊就退向排斥與防衛。博格斯(K. Boggs) 說,當大財團操縱了美國的命脈後,美國人不再關心政治,因人民已經無法透過政府保護自己。公共空間急劇衰落,人民退回自己家園。以中產階級為例,屋苑警衛越請越多,圍牆越起越大,心理醫生及新式宗教則越來越賺錢,大家都尋求心靈慰藉、自求多福;而有色人種及邊緣社群見成為替罪羔羊。(在香港,替罪羔羊又是誰呢?)

資本主義存在很多問題,馬克思、列寧都希望它快點死;但馬克思、列寧死了,資本主義仍然健在。與列寧同時代的羅莎.盧森堡(R. Luxemburg) 提出一個很獨特的看法,資本主義是不能靠自己生存。市場飽和,資本主義將無以為繼。但地球還未達到完全資本化的程度,故資本主義還有路可走。事實上,資本主義一直靠剝削非資本主義而生存,早期剝削農村,後來是兒童與婦女,現在是第三世界。

在全球化的今天,盧森堡的觀點越來越受重視,吉布森等(G.. Graham) 進一步發揮這套理論,認為資本主義是紙老虎,身型龐大,一拐一拐四出尋找獵物,弄得焦頭爛額(在全球金融危機後,誰還能否認呢?) 不過吉布森等最重要的觀點是,資本主義與非資主義的角力,不單存在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之間,還存在第一世界之內(自然也存在於第三世界之內) 。所謂資本主義制度,內裡其實存在不同的經濟模式,供資本主義剝削,幫它續命;也在抵抗它。

吉布森等觀點源自博蘭尼(K. Polanyi)。博蘭尼將人類的經濟活動劃分為三種:第一種透過國家再分配進行(像社會福利、稅收) ;第二種透過民間互助進行 (像家人及朋友照顧、非牟利團體協助) ;第三種透過市場進行。博蘭尼指,市場必須靠其餘兩種經濟活動支撐才能生存,在現代社會中,每一個人(無論有錢無錢也好),都同時汲養於此三種經濟。

同樣受博蘭尼啓發的高茲 (A. Gorz) ,寄望非牟利自主團體的蓬勃發展,以分擔部分國家再分配的角色(以避免官僚主義) ,及大幅度取代(不是取消)市場的作用(非牟利自主經濟活動以人為本,結合社區不同需要)。高茲的社會主義策略除要求政府大力扶助非牟利自主團體外,還包括縮短工時及設立基本生活保障,因為只有這樣,工人才有空間參與公共事務(包括工會及非牟利自主團體) 。

繪畫基層社區地圖

我們即將進行的「繪畫基層社區地圖」計劃,就是希望重建街坊參與社區事務的傳統,這種傳统在八十年代以前曾廣泛存在,今天可能沒有了。至於是社工先退出社區,還是社區沒有了這個「需要」,才令社工退出,導致這個局面,我們可繼續探討。現在社區沒有這個傳統,我們就先從個別有心的街坊開始去重畫這個地圖。

剛才我們一起看《危樓春曉》,一班小市民住舊樓板房及床位,當中有司機及他的家人(後來司機失業成為苦力) 、有小兒待哺一家大小待養的失業船廠工人、賣笑不賣身的舞小姐白瑩(紫羅蓮)、教書先生羅明、欺善怕惡的包租婆及其善良醉酒的丈夫、放貴利的黄大班夫婦及寄其籬下的小姨…就是一個社區的縮影。儘管有些人在某些事情上自私自利,但大部分時間各人都互相扶持。當中有兩個角色很有趣,一個是仗義的士司機威哥(吳楚帆) ,他是這群街坊的意見領袖;另一個是新搬入的教書先生羅明(張瑛) 。

如果將這些關係放入社區工作內,吳楚帆就是我們這些「外來人」心目中的,理想居民的形象。「人人為我,我為人人」是他的口頭禪。張瑛則是社工(或者外來組織者) 的寫照。張瑛與街坊度過一段愉快及受尊敬的日子後,因失業投靠親戚,當起收租工作。起初張瑛不大習慣,還藉著這個身份寬待同屋租金。但後來親戚要他三天內收齊欠租,因發現這是危摟,政府十天後便清拆,更吩咐他不能走漏風聲。在利益衝突下,張瑛甘願成為「地產霸權」走狗(雖然電影最後安排他覺悟,站到被壓迫者一邊) 。張瑛的懦弱性格早有伏線。片中,張瑛女友紫羅蓮這樣形容他:你活像寒暑表,忽冷忽熱。興奮時好樂觀,一受到不如意的事就悲觀失望…。這是羅明,也是知識份子的寫照。

有時,我覺得社工活像水喉匠。人人都有壞水喉的時候,社工可大派用場。但其實一般的水喉修理並不難學。社工會否改變角色,將修理水喉技巧教給每一個人。以後,大家都可以自己修理,及幫助其他人修理水喉。這也是社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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