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散工與排外政治

[亞蘇]

新自由主義變局

Precariat:The New Dangerous Class作者Standing說,Precariat出自八十年代法國社會學家對臨時工的描述,並慢慢用來指稱失業者、在職貧窮及被排斥者。Precariat近似九十年代香港學者提出的「邊緣勞工」,及本文使用的「零散工」概念。八十年代末,席捲全球的「新自由主義」,是Precariat大量出現的背境。

工業化曾給予工人長期而固定的工作及收入,成為工人的生存模式。但伴隨資本主義危機加劇,工業國在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將生產外移(香港工業化「受惠」於此次轉移),及九十年代全球競爭激烈,企業為減低成本,轉向彈性生產。就業零散化遂成為社會底層就業的主流模式(香港在97金融危機後悪化)。本來只屬家庭主婦、新移民的零散工作,慢慢擴散至青年、被淘汰的製造業工人、白領及專業人士身上。

哈維(Harvey) 曾在《新自由主義史》中將「新自由主義」形容為資本家的復仇。資本家為拿回在經濟危機的損失,聯合起來迫令政府削勞工保障、壓低社會福利。在這情況下,社會兩極分化,貧者跨代貧窮,中產下流。社會共識撕裂,極右排外捲土重來。

傅蘭尼(Polanyi) 分析兩次大戰間極右思想時指,對「自律性市場」的迷信,是法西斯主義興起的主因。政府(及人民) 坐失調控危機的機會(因迷信市場能自我調節),任由社會及經濟悪化,法西斯主義者才能以極端(極權)手段獲得民眾支持。傳統的自由主義政黨迷信市場自我調節,故無所作為,被對手指責為官僚主義及官商勾結;市民轉支持反議會、反民主,同時也反大財團的極右派。在他們煽動下,將移民(外敵)及猶太人(內奸) 找來作替罪羔羊。

傅蘭尼《巨變》寫於1944年,Standing的Precariat:The New Dangerous Class (2011)則沿著這個思路,探討今日極右排外再次出現原因。與傅蘭尼不同的是,Standing把問題連結到Precariat無法形成一個自在與自為階級的討論上。

Precariat的精神狀態

Standing指,極右思想抬頭,反映社會存在巨大不滿及對主流政治的失望。主流政黨(無論是中左或中右) 近年在選舉上失票(主要因不少人政治冷感,投票率低),但極右一枝獨秀(像法國、意大利、希腊,甚至美國都出現此現象)。極右的技倆是利用群眾的恐懼心理。

中左政黨日益失去工人階級的一向支持,不少工人 (及小商人) 轉投極右,認為中左政黨不體恤他們苦況,只有極右政黨仗義執言,敢批評政府及企業腐敗、勾結;批評新移民及外勞搶飯碗、破壞治安、入侵本土文化;福利養懶人等。

Precariat (主要由零散工、失業者、新移民、外勞、領取救濟者所組成)卻無法組成一個階級加以反抗:他們被說成是社會負累,無力辯解。Standing說Precariat確實容易「犯法」,被污名化。因政府日益收緊領福利資格,很多基層容易跌入「犯法陷阱」 (如呃綜援、呃各類津貼) 。

Precariat是零散工,少加入工會;許多沒有投票權,政客不重視;難融入社區,本地人視他們為外人。致命的是,Precariat自己也政治冷感。Precariat長期處於生活與就業不穩定,今日唔知聽日事狀態,爭取勞工權益或社會改革對他們太遙遠飄渺,寧爭取即時到位的利益,結果成為玩弄民粹主義政客工具(如寧派糖不要社會改革)。

本土的Precariat也同樣將不滿發洩到新移民及外工身上。Standing舉日本作例,日本經濟不景,失業率高,青年感到沒有出路,不少自閉家中,發展出大量網絡群組,當中一些常以快閃方式,組織反外勞及反移民的行動。

零散工:一個尚未形成的階級?

樂觀、充滿自信的工人階級,是中左政黨一向的基石。在「新自由主義」彈性就業威脅下,工人已喪失自信;而零散工,又無法展現出集體力量。

英國歷史學家霍布斯邦 (Hobsbawm) 曾將工人階級形成前的農民及工匠反抗形容為「原始叛亂」。Standing借此指出零散工運動方向,他們是一個「尚未形成」(而期望終有一日可以形成)的階級。

法國社會學家高茲(Gorz) 在八十年代初曾提出「非工人非階級」理念指稱零散工。高茲主張降低工時,設立基本工資保障,讓每個人都騰出時間,選擇義務投身非牟利社區互助活動。高茲在「非工人非階級」身上得到啓發。事實上,今天我們在香港社區團體看到的活躍成員,不少都是婦女、退休人士或零散工;反之,越來越少是工時越來越長的工友。

高茲可能過於樂觀。他主張工會運動與社區運動互相配合,工會運動監管生產,社區運動監管消費。而社區還可透過非牟利及互助的生產活動,抗衡消費主義生產,從而邁向民主的社會主義。Standing是悲觀的,儘管他期待Precariat有朝可成為一個階級,發揮積極作用;但縱觀全書,他確實未能提出一個有說服力的方法。不過,Standing有一點是重要的,就是當工人階級失去信心後,極右政客便可透過民粹主義,動員對前景焦慮的市民(包括工人),拿Precariat開刀(尤其當中的外工、新移民、綜援領取者) ,而後者卻處於無力反抗狀態。Standing提出,Precariat其實是一種生存狀態而非單單指某一群人,在「新自由主義」彈性生產下,任何人(包括今日的中產) 都隨時會跌進Precariat狀態。

就業零散化…工人階級的迷惘…排外右翼民粹…今天,在我們香港已不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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