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散化社會」來臨及工運爭取策略

[亞蘇]

 

一、爭取過程

「保障零散工人基本權益倡議計劃」由街工在2012年成立,以回應勞工處修改「非連續性僱傭定義」的建議。

特區政府承諾檢討《僱傭條例》中連續性僱傭定義(即工人需符合4.1.18規定才獲《僱傭條例》保障)」始自前任行政長官曾蔭權2009至2010年的《施政報告》。然而政府卻一直拖延。到2012年,街工發起組織「關注零散工聯席」,共有5個團體加入(包括香港婦女勞工協會、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神愛關懷中心、香港家務助理總工會、香港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街坊工友服務處) 。聯席先後到立法會請願及到申訴部表達意見,亦藉2012年立法會選舉,向立法會候選人發出《保障零散工權益約章》,獲26名候選人回覆,其中民主黨、民協、工黨、街工、公民黨。

2013年勞工處正式向勞工顧問委員會提交五個修改連續性僱傭定義的方案,包括:

(1) 保留現狀,不作更改;

(2) 取消連續性合約限定;

(3) 將連續性合約限定的工時縮短(由「4.1.1.18」改至「4.1.1.16」);

(4) 不符合連續性合約工人按比例計算權益;

(5) 將連續性合約限定改為每月工作不少於72小時(簡稱「1.72」)。

結果勞資雙方意見分歧,未達共識。

同年勞工處再向勞工顧問委員會提出「4.1.16方案」;受勞方反對後,勞工處再拋出在「4.1.16」及「1.72」基礎上增加「3.1.18」條件的「雙軌制」折衷方案。結果勞資雙方均反對。勞工顧問委員會經過三輪會議無法達成共識。

2014年在勞工顧問委員會上,勞方提出「比例方案」,遭資方反對。資方反提「1.72方案」,有勞方反價「1.68方案」。結果,雙方同意在暑假休會期諮詢屬會,暑假後再討論。

本計劃一直游說勞方代表支持「比例方案」,然而,在暑假後爆發「佔領中環運動」 (或稱「雨傘連動」) ,社會焦點集中在政改上,勞工工作較難展開。到十二月中,「佔中運動」結束,本計劃再活躍起來。暑假前,在勞工顧問委員會上,勞資雙方拉鋸點在「1.68」與「1.72」之間。因此估計,暑期後勞工顧問委員會可能達成共識,便會放上立法會討論。

但無論是「1.68」或「1.72」也好,就像現在的「4.1.18」條例,杜絕不了僱主以四星期其中一星期工時不足18小時來剋扣工人應有權益。「1.68」或「1.72」存在這個明顯缺憾,僱主可以「1.67」或「1.71」聘用工人,令工人仍然得不到保障。現時一些大型機構如地鐵、馬會,便以此方法 (如「4.1.17」)「走法例罅」。

要保障零散工,必須落實「比例方案」,以保障不達工時指標工人仍享按比例權益。尤其若政府通過「1.68」或「1.72」方案,更有需要正視「走法例罅」情况、堵塞漏洞。本計劃的任務,除向大財團抗議剝削零散工外,主要是在勞工顧問委員會未作最後拍板前,向勞方代表游說支持「比例方案」。然而,2014年12月1日,亦即最近一次的勞工顧問委員會上,勞工處卻以勞資雙方不能達成共識,擱置有關討論。

二、「零散化社會」的來臨

2013年10月,政策督導委員會主席、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表發表「人口政策諮詢文件」。文件以香港人口老化、勞動力不足為題,提出的其中一個解决方法是:「鼓勵更多市民工作或延長勞動人口的工作年期」。

所謂「鼓勵本地新血投入勞動市場」,指料理家務者,大多為女性;「提倡更長工作年期」指延遲退休年齡;此外推亦建議推動內地新來港人士、殘疾人士及少數族裔人士加入勞動人口。文件指目前15歲至 64 歲非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口有 160 萬人,「他們正…用以補足香港的工作人口。」文件指有8%的女性料理家務者,及5%提早退休人士,「如有合適的工作機會,會願意工作。」

儘管文件建議僱主應對「彈性僱傭安排予以配合,例如居家辦公及職位共享等」,但卻無釐清政府及僱主在「彈性僱傭」下應負的責任;同時亦未指出目前15萬未符合「4.1.18」條件的零散工,無法享有「僱傭條例」列明的權益。政府亦未提出如何協助「料理家務者」、「新來港人士」投身勞動市塲的配套安排 (如完善託兒護老設施、切合料理家務者時間的再培訓課程等) 。

令人擔心,在「彈性僱傭」方向下,未來額外投入勞動市場的數以萬計工人,將淪為毫無保障的零散工 (N無工人) 。

2011年2月,「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收窄為:只為每月工時滿72小時的申請者提供600元交通津貼,36小時以上可享300元半津。此計劃在2008年開始時名為「交通費支援計劃」,當時並無工時限定。到2011年修訂時,明顯引入《僱傭條例》中「4.1.18」原則 (4周x18小時=72小時/月) ,將不符「4.1.18」的申請者排除在外或半津處理。「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的工時限制,反映本地「彈性僱傭」日趨普遍,及政府已開始從彈性就業角度規劃社會福利安排。

2014年1月特首梁振英在《施政報告》提出設立「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政府建議未來的申請者每月工作時數達208小時才可申請。政府明顯將「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以工時為限制的模式進一步實行。

由於政府宣稱「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列入扶貧項目,故申請者需資產及收入審查,現在再要求申請者每月工作時數達208小時,明顯十分苛刻,令低收入的兼職工及零散工無法享用。在批評下,政府在2014年6月宣佈將申請資格下降至每月工作192小時,工時介乎144小時至192小時間則可獲比例津貼。雖有改善,但依然未能照顧兼職工及零散工的需要。

本計劃認為,「人口政策諮詢文件」正式宣佈香港彈性僱傭時代的到臨。而當就業越趨零散性化,基層便越需得到穩定而全面的社會福利保障,及與時並進的勞工法例保障。然而,彈性僱傭時代開啓,社會保障及勞工法例卻跟不上來。現在,單是修改「非連續性僱傭的定義」一項,便陷入拉鋸狀態。

「佔中運動」所反映的,並非純「政治」爭論,亦是資源再分配的爭奪。財團一直認為,「直選」導致「福利主義」。在「後佔中時期」,勞工立法將不易達成共識。無論是勞工處處長 (2015年2月) 或勞工顧問委員會勞方及資方代表 (2014年2月及8月) 與本會會面時,均表示近年勞工顧問委員多項議題,勞資雙方寸步不讓,難以溝通。

、「後佔中時期」的的零散工問題及爭取

一直以來本計劃爭取修改《僱傭條例》的「非連續性僱傭的定義」,主張按工時比例計算保障零散工權益。現在卻陷入兩難。

政府不斷提出方案,無論是「4.1.16」、「1.72」,或在兩者基礎上建立的「3.1.18雙軌」方案,都反映政府雖有動機修例,卻不欲挑戰商界利益,只欲把修例縮在狹小範圍,無意徹底堵塞漏洞。

本計劃反對形同虛設的小修小補,主張「比例方案」,而民間團體在經過一段醞釀後,亦普遍支持「比例方案」 (本計劃游說泛民政黨、勞工顧問委員會勞方代表時,都得到正面支持。此外工聯會議員及個別勞工顧問委員會資方代表亦表示認同)。

然而,正是在這種氛圍下,勞工顧問委員會勞方代表拒絕了勞工處提出,並受商界接受的「1.72方案」。勞資雙方僵持不下,結果政府擱置修例的討論。

從積極角度看,以工聯會為首的勞工顧問委員會勞方今次站穩立場,拒绝了小修小補的「1.72方案」(尤其工聯會曾在其著作《勞苦工高》中表示過接受「1.72方案」) ;但從消極角度看,民間團體四年的爭取,結果是原地踏步,數以拾萬計零散工仍不受《僱傭條例》保障。

然而,彈性僱傭時代來臨,零散工面對的不單是缺乏勞工法例保障(儘管這一點是關鍵)。像「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同樣將零散工排除在外。這種「社會排斥」可在〈政預算案〉、〈施政報告〉的「利民紓困」項目中(如退稅)、強積金(家務助理被排除)、再培訓課程(非全日制不享有津貼) 中一一看到。

尤其是在「人口政策諮詢文件」發表之後,對零散工問題關注的重點,便應從「非連續性僱傭的定義」,擴濶到「社會零散化」;從《僱傭條例》修改,擴濶到關注勞工法例與社會福利如何配套應付社會急速變化帶來的影響。

在過去一年,我們除繼續推動修改「非連續性僱傭的定義」外,還將焦點放到婦女及婦女零散工身上,舉辦講座、工作坊、焦點小組,將關注議題擴大到託兒及護老支援、照顧者津貼、家庭友善政策、綜援改革,强積金與退休保障、交通津貼、低收入補助、自僱權益、合作社及社區經濟、兼職法、再培訓課程、中央基金等議題身上。

「佔中運動」既拖慢了本計劃進度,但從另一個角度,卻又引証了「零散社會危機」的來臨。近月不斷被學者及傳媒提到的社會學家Guy Standing,便提出這個論點。

Guy Standing稱Precariat (有譯「不穩定的無產者」,即本計劃所說的零散工)是一個新的「危險階級」,一個缺乏穩定及安全感,而同時又無法組織起來的人群,會成為社會不穩定根源,Precariat更往往成為排外及民粹主義的支持者(見Guy Standing:The Precariat: The New Dangerous Class (London and New York, Bloomsbury Academic, 2011)。

「佔中運動」的各方表現是否可用「零散化社會」這概念來分析,是個有待討論的問題。但肯定,在「後佔中時期」,已越來越多人討論「零散化社會」危機(尤其是青年危機),並且把討論的疆界推得更濶更深 (見歐陽達初:〈香港需要真正「維穩」的勞工政策〉,明報2014年9月10日;夏菽:〈他們是誰〉,基層大學網2015年1月8日;亞蘇:〈零散工與排外政治〉,基層大學網2015年2月15日;李子樂:〈「迷失」才是新常態〉,明報2015年2月16日)。而Precariat作為工人政治的新現象,亦令一些國際勞工及左翼刊物,如Labor History(勞工史)、Capital and Class(資本與階級)、International Labor Review(國際勞工評論)、Labor Studies Journal(勞工研究) 紛紛加入討論。

這方面,街工還需努力咀嚼:如何回應一種新的社會危機、一種尚待思考的新的工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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