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古華拉在當代社會的意義

[早安 ]

 

哲古華拉,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他已經死去,卻仍然活著。他終生反帝反資,死後,他的頭像卻成為了文化商品。敵人那致命的一槍,成就了他一生傳奇,影響至今。他離世將近五十年,重新翻看他的著作、有關他的書籍、錄像、歌曲和電影,還是令人有點難以致信,這麼一個人,真的存在過嗎? 他有迷人的外貌、革命的勇氣、胸懷國際主義、愛寫作也愛詩,不戀棧權力、財富和地位,他,哲古華拉,根本就是理想的化身。雖然已經無法證實他是否如此這般理想,但在這個日益崩壞的時代,我們需要理想,需要哲古華拉,為仍然渴求改變的人燃點希望。時至今天,在世界各地的反抗示威浪潮當中,仍然有很多年青人高舉他的肖像,他以作為反體制反權威的符號的形式活著。

哲古華拉經歷過兩次死亡,但從這兩次死亡裡,他都再活過來了。他的第一次死亡,是在南美旅程之後,他在日記裡寫下:「寫這本日記的那個人,在他重新踏足阿根庭的土地的那一天,就已經死了。… …最少,現在的我,已不再是過去的那個我了。漫遊南美洲對我所造成的改變,遠超過我所能預見。」(Ernesto Che Guevara,2009)就是這趟由其好友阿爾貝托·格拉納多(Alberto Granado)提議的即興旅行,改變了哲的人生,也同時改變了世界。他們於1951年12月29日出發,沿安地斯山脈穿越整個南美洲,由阿根庭,經智利、秘魯、哥倫比亞,到達委內瑞拉。旅行的意義,於哲古華拉而言,並非享受人生或增廣見聞這麼簡單;在這次遊歷當中,他親眼目睹並瞭解到拉丁美洲的貧窮與苦難,國際主義的思想正在發酵,「他認為,拉美各國獨立的國家背後,其實是一個擁有共同文化和經濟利益的整體,倘若革命,則需要國際合作」(師永剛、劉瓊雄,2008)。讀到這裡,在中港矛盾熱烘烘的當下,感受尤深,也不禁要問,這種國際主義思想,難道已經變得不設實際、過於浪漫天真嗎? 而他的第二次死亡,是肉體的死亡,於1967年在玻利維亞被敵軍槍決,享年39歲。此後,他的身影常見於各地的遊行示威、書藉、雜誌、電影、紀錄片、各類文化產品和商品之中,無處不在。

台灣的著名作家南方朔曾這樣評論哲古華拉:「20世紀有太多的英雄豪傑,但像他那麼純粹、潔淨、頭上罩著道德光環的悲劇英雄,可謂絕無僅有。格瓦拉不朽,是因為他對世界的不義充滿了悲傷,並把自己的生命獻給了這個悲傷的命運。這個長得十分英俊,出身上流世家,自己也是醫生的革命家,他的人生如果選擇的是另一條道路,一定嬌妻美妾,榮華富貴到老,但他卻硬是拋棄了這一切,自己提槍走向全世界的窮山惡水。這是偉大的人道浪漫,要用一個人的力量去和那個足以征服全世界的大美國對敵。他當然沒有成功,但他革命的終極理想真的永遠不會成功嗎?」(師永剛、劉瓊雄,2008)他的純粹和潔淨,被短暫的生命所凝住,一個出生於中產階級的年輕人,醫科畢業,充滿理想與熱情,用艱苦的旅程去探索世界,看見人民的苦難和貧窮之後,毅然踏上革命之路,在成功奪取政權後又捨棄權位繼續革命,最終為了堅持理想而犧牲掉。正如法國著名哲學家沙特給他的評語:「我們時代的完人」(師永剛、劉瓊雄,2008)。

也許,哲古華拉最成功的地方,不是他的軍事謀略,而是,他切實地活出了他所相信的;他的生命,如風一樣自由。在《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中,他這樣形容自己:「我是個夢想家,嚮往無拘無束的生活;我受夠了醫學院、醫院、考試這類無聊透頂的事情」(Ernesto Che Guevara,2009)。他真的說到做到,一直在冒險,一直在遊歷,義無反顧的精神,教年輕的生命如何抗拒?《切.格瓦拉畫傳》作者之一師永剛在後記中這樣分析哲古華拉熱,「人們熱愛格瓦拉,實質上是熱愛屬於自己的格瓦拉,愛自己殘存的理想主義的那一部分。」(師永剛、詹涓,2005)因此,只要世界仍然存在不公義的體制,仍然有受壓迫的人民,哲古華拉的精神便會一直延續下去。

據說中國已故總理周恩來曾批評哲古華拉是「盲動主義者」,指他「脫離群眾,不要黨的領導」,「不依靠長期堅持武裝鬥爭,不建立農村根據地,不走以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來逐步取得勝利」,而是「不管有無條件,以為只要放一把火就可以燒起來,這完全是冒險主義和拚命主義」,「主張到處點火。我們說「星星之火」是可以燎原的,但必須那個地方有了燎原之勢,才能燎原」(周恩來,1971)。之所以有這樣的批評,大概可從哲古華拉短暫的革命生涯推斷出來;雖然他胸懷革命理想,但作戰經驗有限,古巴革命的成功有如大衛打倒哥利亞,才不過三年光景,便順利地推翻巴蒂斯塔的獨裁政權;而哲古華拉在加入卡斯特羅組織的「七二六運動」不久,便躍升為指揮官,更有戲劇般的情節,「也許,那是我平生頭一遭處於非得在两者之間做出抉擇的處境:我究竟要做什麼?成為醫生還是戰士?在我跟前放著裝滿藥品的背包和子彈箱。把這两樣東西一齊帶走,我沒有這份力氣。我抱起子彈箱,衝過了把我與甘蔗田分開的那片開闊地……」(師永剛、劉瓊雄,2008)。就這樣,哲古華拉由一個軍醫正式蛻變成一個戰士。

而有名的「七二六運動」,游擊隊在登上那日久失修的「格拉瑪號」時,才不過82人,而且,看來亦沒有太多實戰經驗,也因此,最後的成功,不免予人一種僥幸和偶然的感覺。至奪取古巴政權後不久,哲古華拉再次出走,繼續革命,經歷剛果的失敗,最後命喪於玻利維亞,是因為他正如周恩來所批評的,只是冒險和拼命主義嗎?

在1960年哲古華拉一場對醫學院學生的演講<在我們的環境下長大的孩子>中,我們或許可以獲得不一樣的角度去評論他的革命方式。「我領悟了一個很基本的道理:想當一個革命醫生或一個革命家,首先必須有一場革命。如果是一個人單打獨鬥,那麼就算你懷抱純粹的理念、滿腔犧牲的熱忱、願意犧牲生命來追求高貴的理想,但你是獨自在拉丁美洲的某個角落從事一點點對抗不義政府的舉動,那麼最後一切都會成空。想要有一場革命,需要具備像我們古巴這樣的條件:一整個的人民都動員起來,人人懂得運用武器和戰鬥小組,深知武器與人民的力量」(Ernesto Che Guevara,2009)。他遠離群眾嗎? 他說,「我們要拋開自己的舊觀念,朝人民走得更近,並且對自己提出要求。我們不能再用以前那種方式去接近人民。你們會說:「我對那些人很好啊,我喜歡跟工人農人說話,而且我星期天也會去某某地方,去看某些事物。」這些大家都做過,然而這是出於一種「做慈善工作」的心態。但我們今天應該做的是「團結工作」……我們卻應該帶著做研究的熱忱和謙卑的心意,向那叫做「人民」的寬廣智慧學習」(Ernesto Che Guevara,2009)。

從這個角度看,哲古華拉不可能只是一個只懂冒險和盲撞的熱血青年,對於革命對於群眾運動,他已建立起一套分析和想法。起碼他知道,古巴革命的成功,並非心口掛個勇字便成,他明白革命所須的客觀條件。然而,革命從來就是冒險的,沒有必勝的仗,而他當時,該是作出了別無選擇的選擇。「也有觀點說,切是因為對單一的蘇聯模式感到不解和失望,對社會主義的前途感到憂慮,因為他發現不是的革命者都是在豪華的汽車裡、在漂亮的女秘書的懷抱裡喪失了往日的銳氣。所以,為保持革命者的完美形象,他只能選擇戰鬥,選擇一個浴火鳳凰式的壯美結局」(師永剛、劉瓊雄,2008)。早於1956年寫給母親的信中,哲彷彿已預見了這一步,「當我在古巴打下江山後,我一定會去別的地方;假如將我困在某個官僚辦公室或是過敏症診所裡,我一定會被整死」(師永剛、劉瓊雄,2008)。到底,他並沒有敗給官僚主義;這點堅持,今天看來,別具意義。

哲古華拉最主要的政治理論,便是游擊中心論,「游擊隊員是以人民解放事業為己任的戰士。他們在為人民的解放使盡了各種和平手段以後,便不得不開始另一種形式的鬥爭,而成為戰鬥人民的武裝先鋒隊」。「這個鬥爭是在两個不同的範圍中展開的:一個範圍是人民,是仍有待於動員的,熟睡中的群眾,另一個範疇是他們的先鋒,即游擊隊,這是動員(人民)的動力,是革命意識與戰鬥熱情的產生者,這枝先鋒隊成了一種促進劑,為勝利創造了必要的主觀條件」(師永剛、劉瓊雄,2008)。哲古華拉是游擊隊員,也以游擊戰成功奪得了古巴政權,游擊戰於他的重要性無容置疑,但在革命成功後將古巴經驗輸出整個拉丁美洲,卻並非只是基於他那份浪漫的國際主義情懷,而是有一定的戰略考慮因素。

哲古華拉有一本關於游擊戰的著作《切格瓦拉論游擊戰》,在一開始他便指出,「它證明了透過游擊戰的方式,光靠人民的力量便足以擺脫壓迫他們的政府,重獲自由。我們認為,古巴革命為美洲革命運動的發展,貢獻了三大基本課題。它們分別是: 1. 百姓的力量可以擊敗軍隊並贏得戰爭。2. 不需要等到啟動革命的條件齊全;起義就能創造那些條件。3. 在低度開發的美洲地區,鄉間是武裝戰鬥的基本戰場」(Ernesto Che Guevara,2012)。當我們要評論哲古華拉的政治理論時,必須放置於當時的社會脈絡之中去分析,而非抽取其片言隻語,泛泛而談。

在五、六十年代的南美洲,可說是美帝的後花園,予取予求。由於有美國軍事力量的撐腰,要推翻南美洲各地的獨裁政府,從來都是強弱懸殊,所謂革命條件的成熟,實在難以斷定。在哲古華拉年輕時的南美之旅中,他親眼目睹危地馬拉的左翼政權被美國中央情報局所成立的僱傭軍所推翻,也因此令他確信,要消除南美洲人民的貧窮和苦難,就只能依靠暴力革命作為惟一手段。加上古巴的地理位置對美國構成相當大的政治壓力,單單建立一國社會主義並不能抵抗美帝的威脅,因此哲古華拉才如此迫切地要將古巴革命散播出去。而另一方面,這也源於哲古華拉對蘇聯這個社會主義老大哥日益官僚化的不滿所致。當時蘇聯就輸出革命的熱情已相當低,卡斯特羅的革命軍亦非正統的古巴共產黨,古巴革命並不是由蘇聯所操控的革命運動。因此,哲古華拉在當時要抵抗的,就不單是南美洲各地的獨裁政府,還有背後的美帝,以至社會主義陣營內的官僚主義。現在,回看歷史,蘇聯解體了,古巴與中國都難逃官僚主義的命運,帝國主義又以新自由主義之名席捲全球,哲古華拉當初的堅持,值得我們重新審視,重新評價。

對於如何建立理想社會,哲古華拉提出了教育和土地改革两大方向。「革命的任務在於訓練與培養孩子,教育軍隊,也在於把地主的土地重新分配給那些真正在土地上揮汗工作卻得不到果實的人」(Ernesto Che Guevara,2009)。他期望在古巴塑造新人種,接受教育的孩童,終有一日能成為革命者,共同建立一個讓人民幸福的新體制。古巴革命後,的確開展了掃除文盲(古巴的識字率從1959年的62%成長到2003年的97%)和土地改革的政策,但對於建立一個讓人民幸福的新社會,卻是大志未境。「缺乏能幹的技術幹部、行政管理部門無能,生產機構組織渙散,官僚們不敢有創造性的想像和沒有決定權的自由,這些都在繼續妨礙社會主義的發展」(加萊亞諾,2009)。

哲古華拉,正如他的名句:「讓我們面對現實,讓我們忠於理想」(師永剛、劉瓊雄,2008),他為我們留下了最貨真價實的理想主義和實踐主義。今天,哲的肖像印在T-恤上,無論穿著的人是否知道他是誰,他的肖像竟然被資本主義利用來賺錢,這不只是對他,也是對這個世界的一種嘲弄。雖然諷刺,但他的理想主義和反抗精神,確實也因此而被更廣泛地流傳和被人所認識。令人遺憾的是,帝國主義的殖民擴張似乎並未曾真正離開過拉丁美洲這塊土地,哲古華拉數十年前看見的貧窮和苦難,今天依然上演。但同樣,那裡有壓迫,那裡便有反抗,今天的南美洲可算是全世界最強的左翼力量匯聚之處,在民主選舉中,人民支持左翼政府,抵制美國的干預。面對壓迫和不公義,有人選擇忍受,有人選擇逃避,又或採取一種犬儒主義;但哲古華拉用其一生告訴我們,只要認真和勇敢地去選擇改變,勝利還是可能的。他確實體現了「人的生命不在乎長短」這句諺語,香港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曾在一次談論哲古華拉的講座中,提到「此岸性」與「彼岸性」的意義,指出哲古華拉雖然只活了短短三十九年,但自他歷遊南美洲,再投身人民解放運動之後,他的生命已經由「此岸」到達了「彼岸」,哲學點說,就是找到人生的意義了。

閱讀哲古華拉是很令人感動和親切的一回事,感動源於他的無私和堅持,親切源於他的書信,讀著讀著,這個人,好像給你說話一般。眼下的時局,紛紛擾擾,香港就政改方案爭論不休、中港矛盾愈演愈烈,中國內地的罷工和大規模抗爭又此起彼落,在叩問自身可以做什麼的當下,能夠讀到哲古華拉,的確不錯。

在革命中,一個人或者贏得勝利,或者死去。」(師永剛、劉瓊雄,2008)

我怎能在別人的苦難面前轉過臉去。」(師永剛、劉瓊雄,2008)

我整天只能坐在辦公室裡批公文,其他人卻在為他們的理想出生入死。我根本就不想當部長,也不想這樣庸庸碌碌虛度年華。」(師永剛、劉瓊雄,2008)

沒有悲天憫人的態度,社會主義便無法存續。」(師永剛、劉瓊雄,2008)

我將站在人民一邊。」「我們手中最主要的煞車是一種擔心:擔心任何一種形式的東西使我們脫離群眾,忽略具體的人,忘記革命最高、最終的理想是使人擺脫異化、走向自由。」(師永剛、劉瓊雄,2008)

一個人一生的關鍵時刻就在於他下定決心面對死亡時,如果他決心坦然面對死亡,他就是個英雄,至於他的事業成功與否,那已經不再是關鍵。可是假如他不能面對死亡,那麼,他永遠都只是個政客。」(師永剛、劉瓊雄,2008)

人不可因為時代的艱辛而失去心中的柔情。」(師永剛、劉瓊雄,2008)

參考資料

Ernesto Che Guevara(2009)。《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梁永安、傅凌、白裕承譯。大塊大文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師永剛、劉瓊雄(2008)。《Che語錄》,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師永剛、詹涓(2005)。《切.格瓦拉畫傳》,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周恩來(1971),<在外事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或見維基百科網頁: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8%87%C2%B7%E6%A0%BC%E7%93%A6%E6%8B%89

Ernesto Che Guevara(2012)。《切格瓦拉論游擊戰》。洪世民譯。木馬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加萊亞諾(2009)。《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王玫等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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