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後殖民主義分析「一國兩制」的限制

[早安]

香港特區政府就外藉家庭傭工爭取居港權事件,建議終審法院就基本法第24條有關居留權定義的條文,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解釋。有論者認為,政府是次建議釋法,真正目的是解決「雙非」問題,欲推翻2001年終審法院在「莊豐源案」中裁定「雙非」嬰孩享有居港權的判決。在中港和族群矛盾日益加深的社會環境下,反「雙非」的聲音愈來愈大,特區政府乘勢建議釋法,被法律界和人權組織批評為損害香港高度自治,破壞一國兩制的做法(陳嘯軒,2012)。此時此刻,我們不妨認真思考一下,一直以來彷彿是至高無上的「高度自治」、「一國兩制」到底是什麼一回事;本文將嘗試運用後殖民主義的理論框架,分析「一國兩制」的限制。

「一國兩制」的歷史背景

所謂「一國兩制」,意即「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由鄧小平於七十年代末期為處理台灣問題而提出的構想。雖然特區政府聲稱「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就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十二億人口的大陸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特別行政區則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公民教育委員會,1998),但我們都知道,中國大陸現時實行的也是資本主義,是一黨專政下的資本主義制度。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是為了「實現國家統一,藉此希望可以同時保證港、澳、台三個地區社會繼續繁榮和穩定。」(公民教育委員會,1998)伴隨著主權移交的日子,是「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變」、「馬照跑,舞照跳」等話語,務求製造假象,讓港人相信,主權移交後,一切都可以平穩過渡,香港依舊安定繁榮。簡單來說,「一國兩制」不過是當權者達致國家統一的一種策略,跟「去殖」和重建港人主體性完全沾不上邊。

而被奉為金科玉律的「一國兩制」,實在也無法處理香港種種重大的問題,包括居港權的爭議、香港的政制爭議、中港「融合」的爭議,及其他香港的「深層次矛盾」。

居港權的爭議

1999年1月,終審法院就「吳嘉玲案」作出判決,裁定香港永久性居民所生子女都可享有居港權。當時的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在立法會指出,估計在十年內會有167萬人可從中國大陸移居到香港,並將會為香港社會帶來沉重的人口壓力。1999年6月,特區政府第一次提請人大釋法,按照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解釋,只有在出生時父或母已是香港永久性居民的內地所生子女才享有居港權。當年法律界曾發起「黑衣遊行」,抗議人大釋法破壞香港司法自主(《明報》,2007)。至2001年的「莊豐源案」,終審法院裁定一名大陸居民在港生下的男嬰莊豐源享有居港權,並指出基本法中「在香港出生的中國公民」依照「立法原意」為「不論父母是誰,只要任何在香港出生的中國公民都依基本法24條是香港永久性居民」(《晴報》,2012)。自2003年實施「自由行」後,大量內地居民來港產子,引發關於「雙非」嬰兒居留權的爭議。

香港政制的爭議

「盡快實現雙普選」與「按實際情況、循序漸進邁向雙普選」是香港政制問題的核心爭議。2004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透過兩次釋法,否決2007及2008年的雙 普選;2007年,人大常委再度釋法,否決2012年雙普選。2009年,公民黨及社民連發起「五區總辭,變相公投」運動,以「盡快實現真普選、廢除功能組別」為議題,掀起一輪的爭議和激辯。「一國兩制」只說「大陸是社會主義的,香港是資本主義的」,卻沒有說「大陸是獨裁的,香港是民主的」,所謂的「高度自治,港人治港」,都不及一次又一次的人大釋法來得真實。

中港「融合」的爭議

九七後,中國大陸與香港之間日益頻繁的人口與資本往來,伴隨政治、社會、經濟各方面的「融合」,愈發引起港人對自身、對中國大陸產生困惑。2003年推出「自由行」政策,吸引大批內地旅客來港消費,本為促進香港經濟,但大部份香港市民並未直接受惠於「自由行」帶來的經濟效益,卻因兩地人的生活文化差異,引發近年罕見的族群矛盾。(當然,香港人/香港與大陸人/大陸之間的愛恨情仇內裡大有文章,本文旨在指出「一國兩制」並未能化解或避免族群矛盾的出現,故並不作詳細分析。)2009-2010年反高鐵運動,香港開始帶起反對被規劃的討論,質疑中港經濟「融合」的聲音不斷昇溫;反港珠澳大橋、反雙非、反大陸豪客、反水貨客、反新界東北融合計劃,一波又一波反對中港融合的聲音和行動不斷。

香港的「深層次矛盾」

地產霸權、金融霸權、貧富懸殊、特首小圈子選舉,梁營、唐營之爭,在在都引出中共不同利益階層的惡鬥在香港發生,尤其是梁振英當選,更令香港市民加深對「西環治港」的恐懼及抗拒。

後殖民主義與香港

二次大戰後,前為殖民地的國家相繼獨立;雖然這些地方已脫離殖民宗主國的直接管治,但仍然處於殖民狀態,並未真正獨立,只是由「軍事-領土」轉變為「經濟-文化」的殖民主義。而後殖民主義「一方面在批判「殖民後」(after colonization)重新包裝的殖民主義,一方面通過「殖民論述解構」(deconstruction of colonial discourse),尋求民族主體性的重建」(宋國誠,2007),是一種由下而上,庶民/屬民的(subaltern)政治,並拒絕承認西方文化至高無上的地位(堵建偉,2007)。

1997年,香港「被動回歸」,結束了殖民統治的香港人,並沒有真正 「當家作主」。在「一國兩制」、「平穩過渡」 的掩護下,香港的主體性與本土性繼續被壓抑,按照羅永生的說法,這是一個尚未完成的文化解殖過程(羅永生,2012)。羅永生提出「勾結式殖民主義」(collaborative colonialism),指英國在管治香港時期,使用的是「間接統治」(indirect rule),殖民政府刻意栽培華人精英協助管治香港(羅永生,2007),例如孫明揚與曾蔭權分別於1966及1967年加入殖民政府(安徒,2006)。而「Collaboration」是香港殖民管治的核心精神,超越「國族主義」與「殖民主義」的對立框架(羅永生,2007)。

「一國兩制」下殖民主義之暗渡陳倉

如上文所述,為求順利「接管」香港,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連同「五十年不變」、「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馬照跑,舞照跳」等話語, 讓香港得以「平穩過渡」,繼續 「安定繁榮」。至於「解殖」,或香港/香港人 的主體性論述,則一概缺席。主權移交後,英國撤出香港的統治階層,換來一班本土精英與中共的「遙距」操控;整套殖民地管治架構與基本權力分配的格局大致保留下來,延續英國殖民地百年來的「間接管治」原則。

由此看來,愈是強化港人的自我保護意識,便愈是鞏固既有的殖民體制。透過簡化香港歷史,尤其淡化民間社會的抗爭史(如六、七十年代的 反殖運動),以穩定壓倒一切,香港人被描繪為政治冷感,從上而下地將香港人建構成為經濟動物(只管馬照跑、舞照跳就可以了)。並沿用殖民政府的手法,施行「行政吸納政治」,務求達致「非政治」的社會。

拆解「一國兩制」的戲碼

「一國兩制」不單不是香港人的擋箭牌,更大大地限制了我們的視野,誤以為它是萬應靈丹,是香港的救命符。沒有過去,便無法認清現在,更難以規劃未來;對一個人如是,對一個地方也如是。要拆解「一國兩制」的戲碼,我們需要反思、總結和書寫香港的歷史,以重建香港人的主體身份;同時反省西方現代化的發展進程,走一條屬於自己的路。

參考資料

陳嘯軒,〈香港法治風暴山雨欲來〉,《陽光時務週刊》,2012年12月20

日,第36期,頁58-59。

公民教育委員會(1998)。《認識一國兩制》,香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或見

http://www.cpce.gov.hk/chi/learning/bl_octs_t1.htm

公民教育委員會(1998)。《認識一國兩制》,香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或見

http://www.cpce.gov.hk/chi/learning/bl_octs_t2.htm

〈李國能:釋法最大挑戰 堅持「吳嘉玲案」判決〉,《明報》,2007年6月

15日,明報網站。

〈范太翻舊帳為釋法造勢〉,《晴報》,2012年2月1日。或見

http://lifestyle.etnet.com.hk/column/index.php/features/news/8526

宋國誠,〈後殖民主義概述〉,2007年9月8日。或見

http://blog.yam.com/mmdmt777/article/11686805

堵建偉,〈後殖民主義〉,《文化研究@嶺南》,2007年11月,第八期。或見

http://www.ln.edu.hk/mcsln/8th_issue/key_concept_01.shtml

羅永生,〈文化政策如何解殖〉,《信報》,2012年9月21日。或見

http://allcommentators.blogspot.hk/2012/09/blog-post_136.html

安徒,〈天星:香港意識的搖籃〉,2006年12月17日。或見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74766

羅永生(2007)。《殖民無間道》,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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