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社會運動中香港人身份的遺落與糾纏

早期社會運動中香港人身份的遺落與糾纏

曹百達


近年,香港社會越來越激烈地爭論香港人的主體身份,無論是中國和香港政府堅持高舉的,也是各愛港小集團嘶叫的「在香港的中國人」,或是泛民的「一國兩制下高度自治的香港人」,又或是本土派的「獨立的香港人」或「城邦自治的香港人」,又或者可能還有更多的、其他的「香港人」的想像。然而,這些主體身份的提出或宣揚,理應都有各自的歷史脈絡和未來想像的,只是,往往在政治宣傳要搶奪眼球和耳朵的時候,就被省略掉,更遑論可以對這些身份認同進行認真細緻的分析和討論。

 

在這個現況裡,本文卻想要嘗試另取蹊徑,希望從本地社會運動自上世紀20年代至70年代的一個時間段之內的發展,重新追尋一些今天已成為主流社會運動意識的身份認同的思想資源,與及一些曾經存在流通的,但在當年的社會運動發展中被遺下、被捨棄的一些身份認同的元素,再置放入一個更大的本地社會政治,甚至是中、港英、台、國際互動的一個政治環境下,重新認識今天香港人主體身份的其一些部份的形成過程,與及它錯失的其他想像。希望在這樣的重述中,為未來的身份認同的打造,提供更多的思想資源和想像空間。

 

以下將從20年代至70年代這個時間段裡,劃分出香港社會運動的三個年代,從中去捕捉及描畫一個「香港人身份」是如何被爭議、打造和被認識的。

 

20-40年代:香港社會運動是中國社會運動的一個部份

 

針對香港社會運動歷史的研究,通常都會以1922年初發生,維持了50多天的「海員大罷工」,與及1925年中至1926年底發生,維持了1年多的「省港大罷工」作為起點。

 

雖然,清政府租借新界予英國政府之後,在1899年,新界一些地區的村民是曾經試圖抗拒英國人的接管,甚至在大埔、上水、錦田等地發動了連續6天的武裝抵抗,不過,村民很快已不敵投降。另一方面,英國人在接管新界後,只想以新界作為一個守護九龍、維多利亞港和香港島的屏障,實際上沒有作出太多管治介入,對原居民採取了懷柔安撫和放任的手段。新界的這種狀況大致維持至50年代,大量人口從內地到港,政府又開始鼓勵新界村落種植蔬菜以供應市區居民,才開始在新界有較多管治介入,包括改組理民府、建立鄉事委員會、蔬菜合作社和訂定鄉議局條例等。新界原居民在殖民地統治初期得到的這種相對穩定的自主空間,亦可算是今天「原居民」身份養成的基中一個基礎。

 

相對而言,1922年和1925年在城市的的兩次大罷工,都有它後來的社會政治角力一直延伸下去,特別是對50年代大幅增加的市區居民和社群而言,都有著實際的影響,故一般對香港社會運動研究都會以這兩次罷工為開始,而不是更早的「原居民對港英的抵抗」。所以可以說,是1922和1925年開始,社會運動成為城市中的「香港人」身份的其中一個打造場域。

 

20至30年代,在城市的民間社會裡,除了有一些華商組織和緣起自內地的同鄉組織之外,民間社會組織就算是以工會最為強大了。只是,雖然這些工會都是以香港工人為它的組織對象,但是另一方面,這些工會其實都有它們所附屬的,特別是在廣州為基地的工會系統,而當時,除了國民黨系統的工會,也有跟共產黨密切關係的 (王凡西,1994) 和「無政府主義派」的 (Dirlik,2006) 工會或工人合作組織。

 

從1922年和1925年的兩次罷工來看,無論是工會或者是工人,其實也沒有一個很清楚的「中國」與「香港」之分的身份的,很多工人其實都經常在廣州和香港之間來回往返,而工運所爭取的議題也是省港兩地互相支援呼應的。可以說,從20年代香港開始出現了所謂現代形態的社會運動開始,其中的「香港人身份」其實是不以「中國」為「他者」的。雖然身處於殖民地管治,當時的香港社會運動卻更近似於其他中國各地城市的工人運動身份,是一個共同體之下的「城市」身份,就像「上海工人」、「廣州各界」或「北京(或北平)學界」等等身份一樣,城市或地方的身份都同時承載著以國族為中心的認同。就算在香港提出「反殖」,它的抗爭身份,也是跟其他有「租界」的中國城市一致的。

 

在這種氛圍裡,社會運動中的香港人的身份,就包含有「民族」、「中國」、「省籍」、「地方城市」、「反英殖」等元素,而在這些基本元素之上,再結合以不同群體所屬中國政治派系的意識形態而再細加區分。這種身份定位大致一直在二戰和內戰之中維持,加上當年英國其實也沒有實施很嚴格的邊境管控,所以兩地民間交往,甚至是政治活動,都沒受到邊界的限制而形成很切割的區分。

 

50年代:香港社會運動是國共爭持的戰場

 

1949年內戰結束,內地由共產黨執政,國民黨政府偏守台灣,而香港在兩岸對峙與及國際冷戰形勢平衡中,在各方默許下維持了留在英國的殖民統治之下,從此,開始了「香港人身份」的一場複雜的打造歷史。

 

正如呂大樂在「四代香港人」中所描述的「第一代」香港人,他們大都是因為逃避戰火、逃避共產黨或是為了尋找生計而來到這個城市,身份認同之中其實仍有很強的「返鄉下」意識,但是既已來到了香港,兩岸政治形勢又仍然緊張,有些人也甚至成家立室了,好歹也是有了個生活,慢慢就形成了在一個避難所的安身立命的心態和生活文化,「適應環境」、「安於現狀」、「沒想太多遠景」、「務實心態」等等精神面貌也漸漸形成。

 

雖然民間的心態是避難和求安穩的,但是,相對中國的執政黨而言,香港是革命未能完成的一個小板塊;相對於台灣的執政黨而言,香港又是一個可作反攻的基地。因此,49年後,分別與國共兩黨相關聯的工會、商會、專業團體、學術組織、新聞媒體等等,反而十分活躍,為了爭相要建立起在香港的社會網絡,搶占香港的言論和思想空間,建立認受。這些國共兩黨在英國殖民地上的暗中角力,在50年代的多次工人罷工中都可以看到 (周奕,2009)。不單是工會,甚至不同的工潮,都有所謂「左」「右」之分,在不同的平民社區、木屋區,也可以看到分別在10月1日和10月10日兩個不同的國慶日時,出現不同的旗海攻勢。

 

在這種兩黨爭逐認同的社會運動之中,雖然在爭取的是眼前的本土的利益,它們在延申的身份認同,卻是在外的兩個不同的「祖」國。縱然是這樣,兩黨在香港的爭逐亦只限於國共之爭,就算有需要訴之於民族情感,但因為需要考慮平衡在國際上冷戰中各自的支持力量,本地抗爭亦不至於實質地提出「反殖」去挑戰港英管治。而同時,港英政府亦會對一些她認為是過份的行動,予以強硬撲擊和作出遞解人員的行動 (元建邦,1987)。

 

一方面是這種兩岸割裂的爭逐,和暗自約制的民族召喚,令國族身份在社會運動中是「猶抱琵琶半掩面」,沒有成為香港主導的身份認同;而另一方面,港英政府在面對中台兩岸的拉扯角力,也開始要以拉隴香港本地有一定地位和認受的華人來強化它的管治合法性,對民間社會方面,對社會生活方面,也開始作出一些低度的介入管理 (特別是在衛生、食水和食物方面),以調和因兩黨為爭逐認受而點燃起的社會矛盾 (許寶強,2010)。

 

60-70年代:香港本土社會運動成型與身份角力

 

從解放後至60年代,港共在北京中央指示下開始進行「長期潛伏準備」的工作,透過工會活躍於工業區和木屋區,做著屬於革命局部戰鬥的工潮抗爭和木屋區的社會救急扶危工作,而國民黨由於力量問題,已漸漸放棄香港作為反攻基地。在國際冷戰、兩岸對峙和港英對民間的管治介入幾方面相對地形成一個較為穩定的平衡之時,兩個事情又開始醞釀出新的社會動力:一是土生土長的青年理想主義的誕生;二是內地文化大革命的爆發。

 

在經過50年代分別由「左」或「右」陣營帶動的多次的工運抗爭之後,1966年,屬於解放後在香港出生的土生土長的一代青年,終於發出了他們的第一聲呼喊!長期積壓的社會不公,就是「左」和「右」的政治力量與及港英當年授意運用的民意代表 (如葉錫恩等) 也無法完全吸收,以蘇守忠為代表的一批青年,在沒有任何背景之下,對以天星小輪加價為表徵的社會不公和剝削提出了控訴,造成了連續幾天的騷動。他們的行動,亦間接地宣告了本土「香港身份」的正式出發!

 

安徒最近在端傳媒上的文章,談及文革期間相應在香港牽動起的風波時指出,當年除了越發紮根的「左」派陣營,和越來越收縮的「右」派陣營之外,青年之間其實已開始醞釀著其他幾種對他們身處的社會的想像和追求,而後來在70年代更成為了比較清晰的青年運動的派系。又根據王凡西、吳仲賢、莫昭如、馮檢基等人的回憶,當時在青年之間流傳的思想,就包括了「托洛斯基主義」、「無政府主義」、「解放神學」和以社區組織和社會工作為主導的「社會行動主義」。而在大學和大專院校校園中的學生會、國是學會、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小組、或學生報等學生組織中的思潮,除了有港共「左」派滲入影響的,成為了學生組織中主流的「國粹派」之外,其實也有比較強調關心本地社會議題的所謂「社會派」。

 

托派的「另一個中國」想像

托洛斯基主義的小群體是由被中共迫害逃港的人士,在「第四國際」的支持下在香港活動。作為共產主義者,他們基本上是認同1949年的中國革命成果的,但是,他們卻要嚴厲地批判中共的官僚化,提出中國要實行社會主義民主改革。另一方面,他們也針對香港的情況,積極批判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他們活躍於民間團體和大學大專校園,與「國粹派」和「社會派」的學生都有接觸合作,在「中文運動」、「保釣運動」和「反貪污捉葛柏運動」裡都有共同行動。60年代尾70年代初「中文運動」的重心人物吳仲賢,就是一位托洛斯基主義者。從60年代尾70年代初開始,托托洛斯基主義思想已給他們提供了對於香港,在「左」派之外的,另一種的「社會主義中國」和未來的「社會主義香港」的想像,而且,他們要推祟的,不單是「一國社會主義」,更是國際主義的社會主義,是在中國、蘇聯的民主化之外,再要結連北韓、古巴和越南五國擴展開去的世界革命想像。

 

雖然托洛斯基主義從來沒有成為香港社會運動的主流,但他們的國際主義精神與及跟第四國際的聯繫,連同「無政府主義」派和一些學生宗教團體的「解放神學」一起,令部份學生和民間團體參與了「反越戰」等超越香港和中國的行動之中,為香港社會運動注入了亞洲和拉丁美洲的關注和視野,亦為理想青年打開了看見世界的窗戶,連接上68年世界學生運動的氣候。他們在香港所發展的「反殖」論述,為學生在「中國民族主義」之外,引入了具「國際運動」為支點的立足點。

 

特別是托派的分析和觀點,除了國際視野的「反殖」之外,也為當時的青年提供了一種「左」派以外的對「社會主義中國」的觀點和分析。這些相對於中國政府的觀點,後來一直在學聯及部份托派組織中傳承下來,直至1989年吳仲賢參與成立支聯會,托派對中國現況的觀點和分析,很多都成為了香港面對中國的批判資源,為當時沒有太多「中國分析」的很多民主派人士,提供了立足點和視野,亦組成了我們今天的部份香港身份的界定和認同基礎。根據岑健勳、梁國雄和梁耀忠的回憶,支聯會成立之初的五大綱領之中,本來就只有四大綱領,沒有「建設民主中國」這個口號,泛民人士主導的支聯會聚焦的是聲援學生和遣責政權暴行,對「建設民主中國」根本沒有想像,這句口號是在「四五行動」及很多學生會向支聯會爭議後,才終於被納入為綱領之一,而背後要提出的內容,就是當年托派提出的對中國民主化的方案。

 

無政府主義的隔代追認

根據Arif Dirlik的研究,思想源自日本的中國無政府主義個人和團體,在1911年中國革命前和後都一直活躍,甚至是在共產黨和國民黨內部,影響了一部份的政治綱領和政策,直到二戰前,無政府主義派的影響力才開始沒落。不過,跟香港托派的背景很不同,在60年代尾70年代初在香港出現的無政府主義團體,並非源自他們的中國前輩!從莫昭如的訪問和一系列香港無政府主義小團體的出版物中可以知道,他們的無政府主義,是來自澳洲和歐洲的青年運動和文化運動。

 

香港無政府主義思想除了在70年代發揮過短暫的影響之外,至80年代已走向式微,對社會運動思潮的影響,以致於對香港人身份的補充,可謂微乎其微。反而,是在近年,由於環保、社區經濟、社區自主規劃、社區民主和直接行動等新社會思潮從歐美被一些香港學者和青年引入,反過來令到部份90年代的社運份子,想重新去追溯這批70年代的先行者對香港曾經有的思考。

 

香港無政府主義思想和它的倡導者,在70年代的時候,跟托派思想和倡導者之間是糾纏不清的。吳仲賢至病逝那年,也一直是莫昭如的好友。主要原因,是托派和無政府主義,面對著中國現行社會主義,是分享了同一樣的「官僚主義」批判。他們都「反資本主義」,而認同「社會主義」。面對香港社會主流的「自由派」和「社會派」,他們都嘗試爭議,中國的問題不是「社會主義」,而是「官僚社會主義」,因此他們不是要「推翻中國社會主義」,而是要「在中國社會主義裡實行社會主義民主」。他們分享的這個想法,相對於香港主流的民主想像,和香港主流對資本主義的想像,都形成了強烈對比。在支聯會組成的最初,這些不同觀點都是爭論得面紅耳赤的。雖然,托派和無政府主義者的這些觀點沒有成為主流,卻一直在香港社會運動中一個小範圍內繼承著。

 

香港無政府主義思想和香港托派思想第一次出現直接衝突,是在保衛釣魚台運動時,托派以反美帝優先,立場跟當時的國粹派一致,認為「釣魚台是中國的」;而無政府主義派卻認為「釣魚台是屬於天空的飛鳥、海裡的魚和島上的草木的」,結果托與無爭持不下,最後,在他們都有份參與出版的刊物「七零年代雙週刊」上,在同一期的出版中,竟同時發表了兩份立場書。無政府主義當年的這個立場,後來反而得到了重視環保和保育的新一代社運份子呼應叫好,並啟發了他們對今天現實政治的回應。

 

香港無政府主義思想後來被追認為是先鋒的另一些思想,就是「社區自主實踐的直接行動」和「對代議政制選舉的批判」。那是80年代初,民眾劇社在一個臨時房屋區中做戶外演出,劇中提及臨時房屋區旁邊馬路經常發生行人過路被車撞倒的意外,但是,居民與社工一直找政府,要求幫忙設立一條斑馬線,卻仍是未有結果。在臨屋區演出的那個晚上,他們的劇演到中後段的時候,演員突然拿出了白色漆油和油掃,即場邀請觀眾一起出去馬路上,掃出一條斑馬線!當時邀請他們去演出的社工雖然想阻止,但結果仍是讓他們與居民一起成功掃出一條斑馬線 (民眾劇社(等),1984)!

 

無政府主義這些想法和行動,在70年代被社工視為太過離經叛道,不守法,不尊重建制運作的合理性和民主政府的可能性。在70年代後期,當社工受到政府資助,成為弱勢群體服務和社會行動的主導力量後,無政府主義者就被排擠和邊緣化,只能在主流社會運動之外另尋空間。而另一方面,無政府主義派亦被托派視為是浪漫「小資」的行動,不切實際、不夠革命性和沒有整體政治經濟宏觀分析,在70年代後期,隨著學運和保釣運動退潮,亦很少人再提及釣魚台了,加上社區組織和社會工作的主流在80年代初開始轉向投入地區民主選舉,無政府主義思想與及相關的人的「反代議選舉」取態就更加被邊緣化,最後退向了在「文化圈子」裡,只被視為是一種文化批判和另類藝術的聲音 (凡人(噪音合作社),2004)。

 

直至1990年代尾,部份香港年青社工開始不滿主流民主運動,發展出「滋擾性社會行動」、「民間抗爭」、「公民社會陣地戰」、以致後來因反全球化運動而引入香港的「直接行動」等等新社運的想像,又在香港社會運動和多次社會行動中受到討論和開始得到接受 (基進出版社,1994),部份青年社運份子才發現,原來香港70年代的無政府主義者當年已在推動和實踐,之後才重新追認了這一份在社會抗爭中幾乎失落掉的遺產。

 

另一個令香港本土的無政府主義被重新追認的原因,就是「社區經濟」、「社區貨幣」、「社區自主規劃」、「社區保育」、「社區文化」、「社區農業」、「永續生態社區」、環保運動和反球化運動所投射的「替代資本主義的想像」與及「女性主義經濟學」等等理念,在被一些團體和個人從歐美等地方引入香港討論和實踐之後,一些70年代的無政府主義者又開始重新活躍起來,投入在不同的社區運動和社區文化工作之中。其中,「傅老炳的故事」和雄仔叔叔自傳式的「麵包與黑玫瑰」,都因為直接連結70年代的抗爭歷史和當下的青年抗爭運動,吸引到一批反高鐵和保衛菜園村的青年的觀賞和熱烈討論,成為他們思考香港的一個參照。

 

想不到,在80年代基本上已沒有什麼影響的無政府主義思想,錯失了參與打造今天主流想像的香港人身份,卻在90年代後期開始被重新關注,並且在2005年後的青年保育運動和社區反抗中,跨越了泛民主派多年建立的政治文化資源,成為新一代社會運動份子的追尋對象,想在裡面再尋找抗爭身份和思想的資源。

 

社會派和社會組織行動的擴展和主流化

在托派和無政府主義之外,70年代後期漸漸成為社會運動主流,又在80年代逐步壯大,至1989年後成為泛民主派的,是70年代的一批社區組織者、社會行動派的社工和當年學生運動中的「社會派」。

 

根據馮檢基、李植悅等早期社區工作者和社會工作者所憶述,他們當年是受教於60年代後期和70年代初期從英國社會工作引入的社會改良思想 (馬嶽,2012)。跟托派或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思想綱領不同,當年他們的想法是參照西方福利國家的模式,透過基層民眾的組織動員,迫使國家政府制定具資源再分配作用的社會政策及社會福利制度,逐步擴大以致到可以實現社會主義的理想社會。

 

以今天的世界經驗和各國案例來說,福利國的逐步改良擴大,是否就會進入社會主義的理想社會,當然是極受質疑的,畢竟,福利國的構想一直是迴避了對自由市場和私人經濟的取締,只強調由政府對自由市場分配後的社會不公,進行矯正和補償,沒有根本地改變資本主義社會結構的。而且,60至70年代西方工業產業外移,福利國制度開始同時受到左翼和右翼兩方面的質疑。左翼的國際主義者認為西方政府用以支付福利開支的費用,其實是由跨國企業在外國剝削第三世界工人和農民的利潤稅來支付的。而右翼的新自由主義者則認為,福利國分配資源的效率很低,而且造成了多種的濫用和浪費。

 

然而,對一批70年代在英求學的理想青年來說,福利制度在「不公平的自由資本主義」和「官僚極權的社會主義」之外,提供了一個現實的模式,加上了可以運用英國社會工作的社區組織和美國黑人的社會行動模式作為實踐方法,由他們引入香港之後,很快就受到一批本地社會工作者和學運中的社會派所採用,形成了另一鼓社會運動的重要啟蒙。在呂大樂早期的一項研究中,「城市縱橫 – 香港居民運動及城市政治研究」,裡面所形容的早期香港居民運動,就有很詳細和清楚的追蹤分析 (呂大樂、龔啟聖,1985)。

 

雖然,這批社會行動者的學習對象,美國社會行動家 Saul Alinsky 在80年代來香港訪問時,曾明確指出「社區組織」和「社會行動模式」在香港是行不通的,因為香港不像英美國家一樣,有一個民主選舉的政府。不過,這個判斷仍是阻擋不了這些社會工作者的熱情。相反,Alinsky的斷言,成為了他們在80年代初,當港英開始推行以解殖為方向的地區民主選舉時,這些社工更順理成章地政治化,提出「要先有民主,才有更好的民生」的策略性口號,順利引渡一大批地區居民組織政治化,成為後來泛民政黨的地區椿腳 (基進出版社,1994)。

 

無論今天看來,儘管費邊社會主義、福利國、政府再分配、「先民主後民生」等等想像,在面對全球化經濟、資本跨國遊走反制地方政府等等大勢而言,有著種種的局限和不足,但是,在70年代大量的社區組織和居民運動,加上當時媒體的廣泛報導,卻開始引導香港人,特別是一批土生土長的年青人,開始從一種避難苟安的思想心態,轉向關心自己在這個小小的城市中,對政府、對民眾彼此之間、對城市空間的種種期望和要求,在向社會發出聲音之中,慢慢整理著對香港這個地方的想像和期許,部份民眾 (特別是青年人) 開始從一個逃離家鄉、想念家鄉的「難民」身份,慢慢確認自己的「市民」身份和「權利」想像。只是,我們也不要忘記,因為社會行動者的視野局限,因為對托派和無政府主義的批斥,我們今天的「市民」和「權利」想像,也只是一些人和群體,在我們一起經歷的歷史之中,作出了一些篩選和打造而形成的。

 

國粹派的頹喪與港英的吸納

正如上文提及,在社會工作者的政治想像裡,他們接受「代議民主」,接受不了無政府主義者的社區直接行動和直接民主。而另一方面,社會工作者的社會想像,其實是一種名為「費邊社會主義」,是在不摧毀「資本主義制度」和「私有產權」為前題下,由一個大政府制定社會政策和制度,進行調整和再分配的制度,可以說是一種人性化的資本主義。所以,70年代的社會工作者,也會避免與托派這些「反資本主義者」合作。那麼,70年代學生運動中主流的「國粹派」呢?

 

一如安徒在 “文革香江.夢魘中國” 一文中所說,原本是學生運動中的主導力量,同時也因為左派工會長期潛伏而經營得到的力量,在60年代中社會積累矛盾怨憤的大浪中,得到了一次行動的機會!一方面,內地文化大革命的爆發,誘使了港共想在香港作出配合跟隨,66年的青年騷動也令港共認為已有社會條件發動針對港英殖民統治的鬥爭,結果,在1967年新蒲崗工人抗爭之中,在未有中央明確首肯之下,發動了「反英抗暴」運動。安徒認為,當年港共犯了三個錯誤:一是錯判香港民眾對殖民統治的認受程度,其實港英也有一定的認受的;二是行動升級太快,脫離民心發展,更使用了不分黑白的暴力手段;最後,是錯判內地文化大革命在中央爆發的內部衝突。結果,港共在港發動的「反英抗暴」運動既被香港民眾厭棄,又被中央喝停,很快就被港英在得到中方默許下強力鎮壓、拘捕及遞解出境結束了。

 

不過安徒指出,對國粹派青年最大的打擊,也同時可以在楊寶熙 (一位當年的國粹派中文大學學生) 的自傳中得以印證的,是隨著1976年四人幫下台,國粹派抗爭認同的身份,完全被殘酷地撕毀否認,令當年很多國粹派青年都立時消沉失語,從此退出了社會運動 (楊寶熙,2015)。而港共在六七暴動後受中央批評,也轉向了低調保守的工作,僅保留了工會、商會、傳媒、教育和荃灣及官塘的地區和局部活動和維繫關係,直至中英商定97回歸,港共才再次被安排登上舞台,開始推展「回歸祖國的香港人」的身份這大業。

 

六七暴動的另一個重要影響,是港英在66年青年騷亂和67年左派暴動後,開始重新調整她在這片土地上的角色和管治手法。從這裡往後,就是羅永生一書中所展述的香港殖民和解殖的歷程,直至八九民運和中國對香港各方力量的逐步收納 (羅永生,2015.I)。

 

上面未及提到的,「社會派」和「社會組織行動者」在70年代至80年代迅速發展,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助力,是他們當年的想法和實踐,剛好遇上了60年代尾、70年代初,想要調和吸納社會矛盾的港英政府殃策。70年代是政府資助社會工作,特別是「社區發展工作」的一個重要年代,很多香港社會工作歷史的資料都有提及。港英參考了英國的「社區建設」(community building),透過資助一些較溫和的社會工作機構,去到一些貧窮或較破落的社區裡,協助社區居民建立居民組織,並引導民間的聲音和不滿進入政府的機制之中解決,政府把這個政策視為是為殖民管治提供「安全氣閥」。社會派和社區組織行動者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得以大大的擴展的。田邁修在他書中的導論中,也提及了「六七暴動」後港英啟動的一系到文化政策 (包括主辦「香港節」),以希望用一些本土的文化項目,淡化那些面向中國的民族主義的文化發展,而港英在「本土意識」的培育上,也一直是小心平衡和選材,以避免某些「本土意識」,又可能會培養出一種危害到「港英」合法性的認同 (田邁修、顏淑芬,1995)。

 

不過,70年代引入「社區建設」後不久,剛好又有即將面對的97主權問題的大限,港英在80年代中英談判香港前途的前夕,開始推行地方行政改革,引入區議會和立法會間選,想培養一批本地政治精英,部署解殖,以謀取即將失去以政府作為保護傘的英國和國際資本,仍然可以維持它們在香港的利益和空間。

 

從60、70年代社會運動有份孕育成長的「本土」身份,縱使在風雨飄搖之中,在人、事與派系的遺落與錯失之間,又在港英誘導配合之下,總算是成長起來了;然而,它又很快就又要面對80年代,在中英兩國談判周旋的暴風中,再次尋找它安身落戶的土壤和養分了。

 

今天再回望這段泛民的成長史,我們大概可以看到泛民的一些政治思想制約,其實是早在70年代已經萌芽滋長的。這些制約,包括了:對自由資本市場的含糊和缺乏批判;只視社會運動為追求資源的功利主義,缺乏「社會運動政治」的想像;以社會政策和法律作為「政治」的中心內容,而不是社會權力的角力和文化霸權的競逐;缺乏全球視野和中國視野等等。反而,成長於80和90年代的青年,他們雖然無緣直接從70年代的托派和無政府主義者手上接棒,去繼承70年代的一部份社運資源和身份政治,卻又因為全球化運動,從外國社會運動的鏡框裡,回來認出了本地國際主義和新社會運動的地頭蟲。

 

今天,那些在90年代上路的青年社運份子,在他們從對80年代社會運動 (泛民) 的批判中,描畫出他們今天的行動地圖的時候,卻又發現70年代曾被遺棄的其他路徑,那麼他們是否能 (是否想) 再重新連接起70年代的另類,接上他們的90年代和未來想像呢?恐怕只能是在另一篇文章,在疏理從80年代、90年代到今天的社會運動的脈絡裡,才可以再慢慢尋找相關的答案了。

 

結語

 

從上世紀20年代的中國香港一體的工人抗爭,到抗戰、內戰和解放,再到50年代的活在「左」「右」之間的本地社會運動,「香港人主體身份」一直都是夾在中、台和英的政治認同之間,一直到60年代,「香港人主體身份」才總算終於哇哇墮地,並為自己呼喊出了自己的名字,從而開始了「香港人主體身份」的一段童年成長史。

 

本文嘗試在今天主流回憶的「泛民」和「國粹派」,與及他們的前身,也就是「社會派」、「社區組織行動派」和「港共」之外,重新追尋其間發揮過影響力的「托洛斯基主義派」和「無政府主義派」的足跡,指認出他們曾描畫的香港人主體身份的其他可能,包括裡面的國際主義面向、對中共現況的批判、與及這些思想在今天的新社會運動之間所可能發揮的重新構連和共鳴,希望能為往後的關於「香港人主體身份」的討論,在「泛民」、「本土」和「國族」以外,提供更多的思考資源和更大的想像空間。

 

香港人的主體身份,在60年代和70年代的雛型上,隨即遇上民間社會內部和在民間社會與制度之間的種種contingent的互動和articulation,放棄了一些元素,又擴大了一些元素,後來是本文未及描畫的80年代,另一個大風大浪的轉型年代,更在八九民運和六四事件後,再出現了另一次的重大的重新鑄鍊,才進到我們今天比較時常談及的香港新社會運動的時代。雖然,這些都是超過了本文討論的範圍,而需要另文再探的,但無論如何,一如本文想堅持的一個探討的態度,只望,關於「香港人的主體身份」的探討,是能夠以歷史為基礎,而不是只流於空喊的綱領和口號,這樣才能讓香港人真實地面對自己的當下,檢視我們所曾擁有和失去的,以決定我們所珍視和期盼的,而起碼是真正地成為自己的思想主體。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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