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介:秩序的淪陷

書介:秩序的淪陷

夏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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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正民(Timony Brook)《秩序的淪陷》是對抗戰初期江南淪陷區五個城市中與日合作者的個案研究,即對collaboration (通敵者/合作者) 的研究。中文版譯好後,幾無大陸出版社有興趣出版,皆因「投日者」早有歷史定案,是「漢奸」。

 

卜正民卻說出ㄧ個曲折故事。他說不屈抵抗的人不多,全心投日也佔少數,逃難者較多,但留下被迫與日治機構作某種程度合作(同時又暗中抵制)的佔大多數。

 

這種情況,在中國朝代更替(尤其非漢族入主中原時),曾引起過無數次爭論。然而,歷史只會記載那些少數抗敵者及投敵者,對大多數民衆的瞹眛態度多不作聲。尤其在國家民族觀念不斷打造的年代,決容不下對大是大非的瞹眛。但民衆不一定這樣看,或者說,會有許多種不同看法。而不單止只一個「是非題」。

 

《秩序的淪陷》譯者潘敏,在〈譯者序〉中引用福柯〈無名者的生活〉,形容這些小人物,茲引錄如下 (引號為筆者所加,引號內是福柯原文):

 

歷史是芸芸眾生創造的,但是在平常年代,小人物很難在歷史上留下痕迹。捕捉這些沒有歷史的人群被掩蓋的生命痕迹,「….必須得有一束光,至少曾有一刻,照亮了他們。這束光來自另外的地方。這些生命本來想要身處暗夜,而且本來也應該留在那裡。將它們從暗夜中解脫出來的正是它們與權力的一次遭遇:毫無疑問,如果沒有這次撞擊,對他們匆匆逝去的短暫一生,不可能留下片語只言…也正是這樣的權力,催生了這些文字,讓我們有機會窺見這些生命。」

 

在中國歷代的朝代更替中,不乏奉異族政權的「通敵者」。金末,元末,不少漢人甘為異族政權賣命(組織「義軍」),失敗後寧為玉碎。數量之多,早引起研究。早期左翼史家會這些人形容為地主階級或士大士階層。但民眾怎看,甚少觸及。

 

自五胡、遼、金、元至清,新朝建立,均賴大量漢人支持,非漢族政權才得以立足中原。有學者指出,這正是中國綿延不絕之謎。先有孔子「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的「春秋大義」(有如現代新儒家所說的「文化中國」 概念),再有陰陽的「五德終始」說。前者為異族入主,後者為野心家謀朝篡位,朝代更替(或革命)提供合法理據。

 

但「春秋大義」之外,亦出現抗衡力量。宋代便出現ㄧ種近乎西方現代民族國家的觀念,令「華夷之別」再起,血族界線重回。明代繼之,清末再吸收西方民族主義觀點,成為今天中國的剛性國族主義 (香港的本土主義是否如此?)。中國共產黨徘徊兩者之間,ㄧ方表現在中央與地方關係,另方表現在漢族與少數民族之間。

 

《秩序》一書引用杜贊奇「國家內捲」概念,分析日本在淪陷區建立地方政權的困局。在杜贊奇的分析中,現代中國雖建立了民族國家框架,但幅員廣闊,表面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實際是「山高皇帝遠」,「令不出縣城」,還需地方精英代理。是故,不少西方學者認為,時至今日,中國仍不是西方意義的現代國家。主張「天下體系」的趙汀陽最近在新書《惠此中國》認為,由於中國多民族共存,故從來就是「ㄧ國多制」。「一國一制」扞格多元狀況,故暴秦必亡。

 

香港是大陸逃難者的歸宿,早期有不臣蒙古的宋人,後有明朝內部不臣服者(如惠帝之徒也說不定),再有反滿份子,逃避日本侵略、國民黨或共產黨的抵抗者及資本家,擁擠一堂。中國托派便是例子,先後被國民黨,日本侵略政權,共產黨清洗。最後四海南奔,立足香港,存在至今。

 

但香港又經歷英國侵略,日治,英國光復,九七回歸等政權更迭,除部份有錢人移民外,大都無處可逃。香港人文心態,同日治時期淪陷區的情況可否比較?民粹心態,可嘗有變?《秩序》足令我們反思。

 

港產片常要拍兩個結局,才能進入國內市場,因本地大衆文化有很強的瞹昧性,像《幗國梟雄》中的柴九,是跑江湖自食其力的基層,掙扎於清軍與太平軍,洋人與中國人,日本侵略與國民政府之間。他不是一定不抵抗,也不是一定合作,而是時而見風駛舵,時而因為維持心中原則不惜造反。

 

如果說後過渡期香港有那些價值被改變了,其中一項可能就是民族國家的零詮釋性,成為不容斜視的「光芒」,令香港再無色彩。但諷刺的是,ㄧ種同形同構的對抗意識也出現,將泛民與建制,中華與本土,毫無懸念地割裂,不容灰色,同樣是摧毁著本身原有的斑駁。以前我們常說民衆是多元的,今天這說法已過時,因為那些「投敵者」(ㄧ衆貪便宜,狡猾,智力未開的小人),已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除華北、華中及江南淪陷區外,我亦聯想到滿洲國,蒙古自治軍政府及台灣,都有大量被認為是投日的人,部份更由此形成獨立意識,直至今天。還有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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