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簷下的納粹遺債 [婁歪角]

 一,兩套德文電影  一口氣看了兩套德文電影。舉凡德文電影,十套有九套沉重無比的。第一套電影丹麥語作Under sandet,英譯作Land of Mine,香港則一貫輕佻地譯作《十個拆彈的少年》。二戰結束,北歐國家將數以萬計的德軍戰俘強制用於肉身掃雷,因德軍為防盟國循北歐沿岸佈百萬計地雷,戰爭後期德國兵員嚴重短缺,軍中才十來歲的少年舉目皆是,所以基本上無異於以兒童肉身掃雷,過程中德童兵死傷過半。電影試圖呈現帶隊丹麥軍官的內在道德衝突,亦間接提出了戰俘的倫理學問題,北歐人雖然德文流利,但不會因而與德人親近。

第二套德文原題是Im Labyrinth des Schweigens,英譯作Labyrinth of Lies,香港中譯超爛,不提也罷。二戰結束,德國戰敗,四零年代中盟國的戰犯審判將第三帝國頂層軍政領袖約二佰人送審軍事法庭,之後各有裁判。由於冷戰戰幕拉開,西德需加緊戰後重建,故所謂「追究戰犯」一事,到四零年代末即成陳事舊事。但高層以下的大量納粹前積極份子廣佈社會各階層、各行業,其中包括數以萬計曾專職於集中營殺人的黨衛隊 (SS)及國家秘密警察 (Gestapo) 各級人員。

進入六零年代中後期,戰後成長的一代遇上當年歐洲左翼學運所帶來的政治覺醒,開始問「老爸,你到底在戰時做過什麼?」引發世代對質的衝突。年青一代的德國司法人員不滿四零年戰犯審查的速速落幕,首次推動德國國內司法系統對頂層以下涉集中營黨衛隊等人員的清查、追捕及檢控,並將之制度化及常規化。過程中才驚覺此類人的廣泛存於德國社會,總有一個在身邊。

與此有關的另一問題是,難道要將所有曾駐守集中營的黨衛隊官兵皆治罪及判刑嗎?那道線要如何劃?最後其實只能採取在法律上最有操作性可言的務實做法,就是依有多少證據行事,無論是人證或物證,當然有漏網,但仍然有明顯進展,成功入罪了不少案子。

但我最關注的難解問題是:即1940-1950年間出生,戰後成長的這代德國人,在他們的家庭生活中,到底是如何面對及理解其長輩,尤其當大屠殺 (Holocaust) 已經完全為世界所知後,此事畢竟總會知道,因為戰後西德政府在國家及公共層面的態度是非常明確的,但國家層面是一回事,落在個體身處的家庭及家族,却完全是另一回事。這電影有碰到這問題,但没有回答,這個回答是我最關注的,「那塊東西」要如何嚥下去?

二,納粹的孩子  法國刑事律師Tania Crasnianski的書Enfants de Nazis部份地解答了多年來的德國疑問「老爸,你到底在戰時做過什麼?」Crasnianski的書Enfants de Nazis在臺灣出了題作《納粹的孩子》之中譯,與原法文版同在2016年出版,只差6個月,幾乎是同步發行。

此書以納粹政權八個最高級軍政領袖的子女為例,探討他們在戰後的成長過程中與乃父之關係。這八個官員全屬最惡名昭著者,包括Himmler (黨衛軍最高指揮官), Göring (空軍元帥), Bormann (元首辦公室主任), Mengele (奥斯維辛集中營最高「醫」官), Speer (帝國工務部長), Frank (帝國波蘭總督), Heß (儲任黨魁, Stellvertreter des Führers), Höss (奥斯維辛集中營總指揮官),全屬甲級戰犯,皆為惡魔中之最。

八人子女中以Himmler 及 Göring二人的女兒最堅持「父訓」,首先直接否認屠殺與集中營之存在,其次在戰後以納粹公主自許,戰後長年在固定日子及地點,「代父」接見其舊部那幫老納粹,這幫老怪會以非常恭敬之態度,排著隊向他們的「公主」報告官階及所屬部隊,乃至戰後生活等等。這類每年持續數日的大聚會是他們終生的精神記托,共唱納粹軍歌Horst wessel lied懷念過去的「光輝歲月」。

這其實很像不斷出現在小津安二郎電影中,月聚於居酒屋唱軍歌的老皇軍,也像有個上海朋友告訴我,他工作的大學以系為單位作全校文革紅歌比賽,有陣子每天下午在系上走道盡頭,老是傳來《東方紅》,像幽靈似…。

「公主」們還將自己家宅裝飾成乃父個人紀念館與博物館,長期支持戰後德國的新納粹主義運動與團體,並炫耀只因其姓氏與身份,餐廳與計程車皆拒收費用以向乃父致敬。

但更多是與乃父取疏離的態度,包括 Speer及Heß的子女,Speer關了廿餘年釋放,Heß關了46年老死獄中。子女與他們的關係形同陌路人,然而這並不表示對他們的人生没有影響,事實上他們會因為自己的姓氏而被拒絕入學、就職,所以部份人會改母姓、夫姓等但求隱姓埋名。惟其中一個個案在一個大屠殺倖存猶太人機構工作35年,僱主後來告知,其實早已知悉其真正身份,但只想待他為獨立個體,而不是其乃父之延續。

然而這只是社會的層面,個人內心仍難有平靜。即使同一家族和家庭內,兄弟之間,對父輩態度迴異,而老死不相往來如陌路者,亦所在多有。亦有部份人作絶育手術自絶家族延續,亦有出家為僧,在天主教修院中尋求安頓,甚至亦有刻意皈依猶太教,移居以色列或在猶太社群中從事義工,當然猶太社群是否接受倒是另一回事。也有一家兄弟姐妹十人 (那代德國人很能生) 成年後全部移民他國,散居全球,無一人留在德國。

當中的爭扎,不在於否認乃父的帝國行徑,却在於這些人回到家裡却還真是個慈父,還留下當年書信教導子女長大後如何撑著良心當正直的人云云。其中最不可思議的是奥斯維辛集中營總指揮官Höss的官邸就建在集中營毒氣室與焚化爐旁邊,其子女的所有「美好」童年記憶,就發生在這官邸內外。

然而這書仍然只是解答了我的部份疑惑。

書中所述的這八個家庭都是人盡皆知的納粹最高層的子女,所以他們别無選擇都被迫一定知道其父輩的惡行,因而不會没有態度,即使這只是他們對自己人生要如何走下去之態度。但萬倍於此的其他各級納粹份子,他們戰後在家庭內,會如何向子女談論他們在三、四零年代的經歷。除非他們後來被追捕起訴,否則他們不講,子女亦難以得知。

但是,明顯地在日常家庭生活中,有整整十年以上的日子是家中空白沉默的禁忌,這豈不此地無銀?整個戰後一代都在這種社會環境與心理氣氛中成長,不會因為老爸不講就假定他是清白的,而只會更啓疑竇。同輩的德國友人就在這環境下長大,現在在海外一聽到德文即極端厭惡地掉頭就走,但另方面在此鬱悶環境下長大,即使地理上離開德國,但别人還是一眼認出他們是德國人,德國就是奥斯維辛之印象,仍然使年青一代德國人無處脫身。

近日臺灣有歷史科老師以輕忽的態度將納粹德國史以遊玩方式「教」給學生,引發風波,校長與學生家長仍然作無知的曲詞強辯。這個歷史科老師之無知,他應該辭職謝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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