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海英《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蒙藏民族的時代悲劇》讀後記 [婁歪角]

昨天在回航前前後後的時間讀了一本新書,中譯是楊海英著《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蒙藏民族的時代悲劇》(臺北:大塊文化20174),原日文版是大野旭著《チベットに舞う日本刀:モンゴル騎兵の現代史》(2014)。大野旭和楊海英是同一個人,他還有另一個名字叫「俄尼斯朝格圖」,這是蒙古文,日文名「大野旭」是據蒙文所譯。

作者是成長於共産中國建立後的內蒙古 (作者稱「南蒙古」) 族人,後在日本求學、執教,並歸化日籍,是蒙古主義者,學術上專攻文化人類學,除了此書外,他的另一書《沒有墓碑的草原:内蒙古的文革大屠殺實錄》(八旗文化 201412月) 也有中譯。

《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一書所揭示的是議題,在眼下的中國,仍然是一個學術及言論的絶對政治禁區,而作者是以族群懺悔的角度來作書寫。

話說清末民初,日本帝國其中一個殖民地區是今天東北,伸延入今內蒙古東部。民國時期,蒙古族謀獨立建國,1920年代楊海英所說的「北蒙古」(即今外蒙古) 在蘇聯庇護下成為共産國家,南蒙古在中、蘇、日大國角力的夾縫下,選擇靠近隔海來殖,並在先前「日-露戰爭」中打敗露西亞 (Russia) 的日本,出於當時雙方的共同利益,日本建立「興安軍官學校」,吸收當地各族子弟學習2-6年不等,教官及教學語言是日、蒙兩者兼用,並選最出色者再赴日深造軍事。

當時南蒙古的年青民族主義者皆報考興安軍校,訓練下來南蒙古子弟習得現代軍事知識及技能,日本則透過教學而改進其騎兵制度、技術及裝備,雙方合作下來,使日本-南蒙古形成密切的政治暨個人關係,畢業的年青蒙古軍事精英擅長日制現代騎兵部隊,而且是日式著裝,常被當時東北社會誤會為就是日本軍隊。

南、北蒙古的分別依賴蘇聯及日本-滿州國,目標一樣都是謀求擺脫當時的中華民國而獨立,但在中、俄、日列強環伺下,建國必先建軍,所以興安軍校的蒙籍教官向蒙生作蒙古民族主義教育。及後甚至發生日籍教官拒絕容忍蒙獨主張時,軍校蒙生發動兵變,鎗殺數十日籍教官事。這群畢業生前後總數近千人,成為南蒙古現代騎兵的骨幹。

二戰結束,中國全面爆發內戰,在國-共內戰時,這批南蒙現代軍事精英選擇了共方,他們相信了共方首領言論指戰爭勝利後,蒙、藏、疆等民族可以自謀政治出路 (眼下禁止再刊這些早期言論),所以這批被整編進紅軍的日式蒙古騎兵軍官及其部隊在內戰時期,對共方其實是有立不少汗馬戰功。

共産中國建成後,這些南蒙古精英仍抱幻想,但主席袖一揮,他們再行東向上路參與韓戰,韓戰結束,五零年代中,蒙騎兵稍事休養未幾,再下令他們備戰,說要發兵橫渡海峽「解放臺灣」去,當時這批南蒙騎官納悶得很,用騎兵打臺灣…。但軍令如山,部隊應令集合出發。然而,軍隊不是向東南沿海行進,「解放臺灣」卻向西走…。

五零年代中期,開始在青海藏區推動「社會主義改造」的國有化過程,如同在同一階段於全國推動從「土地改革」到人民公社化一樣,既無知於現代知識,亦史所未有地無視民間傳統農牧智識,純粹只是以意識形態幻想出來的理想社會。一個藏民牧民正常家庭擁有的幾百隻羊、幾十頭牛馬的基本維生家産,被列作「剝削」而需充公。同時開始以武力強迫藏民放棄其宗教、語言及文化。

由於直接破壞牧民基本生計,青海牧民,無分蒙、藏,群起反抗。當年尚年青的班禪十世撰寫的著名《七萬言書》,就是以官方與藏人爆發全面軍事衝突前的青海藏區為主題,班禪後來為此被關了近二十年。青海牧區的事是整個藏區起義的前奏,青海牧區反抗,連今天身價動輒上億的藏獒亦隨主人反抗,牧民與幹部初則爭論繼而衝突,藏獒勇猛護主,使下鄉幹部非常恐懼,後來當局以藏獒「危害國家安全」下令全面撲殺,一度幾乎絶種。此事二十年前聽我的藏族老師提過,大野旭的書亦提及相同的事。

青海藏區打響首鎗後,官方調軍隊進青海牧區,但高原氣候漢人軍隊適應不良,遂調原東北的日式蒙古騎兵師作為帝國軍隊侵藏的最前鋒。自元代八百年來,傳統上蒙、藏二族關係非常密切,但由於在現代的衝擊下,南、北蒙古各據俄、日模式現代化以求生存,與藏人關係漸漸疏遠。而青海蒙族在過程中是與藏人並肩,所以開打後,變成是帝國的南蒙古騎兵襲殺青海的藏人及蒙人。

戰爭過程中,藏、蒙雙方遵守傳統戰場倫理,不殺降者,所以藏民只要見來攻的是蒙古騎兵,不敵即降,不堅持抵抗,所以一人騎三馬的蒙古騎兵揮舞日式馬刀所到之處,都會留下大批以婦孺為主的俘虜給稍後才青著臉,喘著氣追上來的漢人大部隊,但大部隊一律視作「叛匪」,即時用機鎗全部射殺,一個不留,這種情況下的死者多為婦孺,所以戰爭後來是,男的上戰場,包括整個僧團在佛像前集體還戒佛祖後,披甲上陣,女的在男人上戰場後,集體帶孩子跳河自盡。

大野旭的田野考察發現,在今天的藏區偏僻處仍留有當年戰場及屠殺戰俘的萬人坑,有些地方就直接是遍地人類骸骨的山谷,從遺物可知死者都是藏人平民,包括大批婦孺。田野考察還發現,這些蒙古騎兵晚上在營幕內是供奉包括渡母在內的傳統藏佛神靈。青海蒙藏牧民當然無法抵擋新政權的現代軍隊,一路敗退,最後退守拉薩,大軍圍城血戰,達賴出走,不在話下。

回到作為進藏軍隊前鋒的日式蒙古騎兵師,當知道經他們手俘獲的藏民被漢人軍隊全部射殺後,部份蒙古軍官為此與漢人將領衝突,很多被即時解職。這種下其中一個伏線,數年後爆發文化大革命時,針對內蒙古自治區的大規模政治清洗,即著名的「內蒙古人民黨」案,這即作者另作《沒有墓碑的草原》之主題。主要目標是將民國時期日本人訓練的蒙古族現代知識社群,以通敵、漢奸、分裂主義等罪名,有系統地徹底「清除掉」…。當中即包括絶大部份興安軍校畢業,有多輪戰功於政權,亦是攻藏先鋒的日式蒙古騎兵師軍官。

大野旭的研究是在2010年前後,透過其線人訪問了多位事件中蒙、藏雙方的倖存者而成,書出版時,多位達90高齡的老人已老去。此事不單使蒙、藏二族力量大減,且為二族種下彼此仇恨,迄今仍有族群關係的後遺症。大野旭引述其中一位內蒙黨清洗倖存者的追憶指,這些參與攻藏的興安軍校校友們在獄中就刑前,唯有以「報應」來理解他們當時面臨兔死狗烹的絶境。雖然,明顯不信佛教「報應」說的張經武,即指揮攻藏的最高將領之一,亦等同駐藏最高武官,同樣死於文革獄中。

大野旭透過對各方相關者 (當中甚至包括竟然尚存於世,當年興安軍校的日籍教官) 的訪問集為一册,表達作為一個蒙古人,對當時被蒙古騎兵殺害的藏人之懺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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