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下鄉口述史聽講記 [婁歪角]

一,記得要不記得

前陣子聽了個知青下鄉口述史研究的講座。講者是定宜庒和劉小萌二教授,皆近七十歲,同門師姐弟,皆為京社科院學者。講座破例超過三小時,但竟如白駒過隙,意猶未盡。

劉小萌教授首先舉二事,說明他何以要作「知青」口述史工作:一,近年他在內蒙古大學面試史學研究所的蒙古族學生,問其對「內蒙黨人事件」之認識,申請人皆面面相覷,不知所云。所謂「內蒙黨人事件」是文革期間,以「蒙獨分裂主義」為借口,自上而下的大型政治整肅運動,受害者基本上都是蒙古族知識份子。事後據當局自己公開承認,至死者四萬人,傷殘者近十萬。劉教授特別關心這一事件,因為他當時在1968年以「知青」下鄉插隊時,就是落戶內蒙古牧區。然後,他震驚於在地區上如此重創一個民族的事件,竟然可以如此公然地徹底消失於社會記憶中。

其實在1949年後,没有比這更「正常」的了,中共政權對社會記憶是以「記得要不記得;知道要不知道」的有效制度化和常態化,來作為治國基本標凖。有陸友為中國的大學教授,他告之我一經歷。時為2008年,一天下課後一個大學醫科女生和他談完上課內容後,頓了一頓,突然問他:老師,我們國家在1989年是否發生了什麼事。當時才距事發廿年不到,整件事從公共生活的言論中清除無痕,何況是五十年前的事。

二,近年有靠近官方的某些聲音倡導美化文革之言論,然後由一幫年青的大學師生 (尤其理工男等,但不止的,陸友告之,他們的人文學科院系即一堆這種人) 所形成的民族主義聲音,響應不單要為文革翻案,更要回到那所謂「單純、美好,而有理想的烏托邦年代」。教授對此非常不滿,自認會為此而在網上與年青網民爆罵戰。他說當年文革時「要你今晚家散人亡,就等不到明天日出才實行」一語倒是相當驚心動魄。

不過不要低估該政權在每次政治大災難後,其威望可如蠑螈截肢後一樣頑強再生之能耐。當代中國的部份年青人,雖然其爺爺輩在五、六零年代被反覆蹂躪,其父輩八、九零年代被追捕下獄,但皆不妨礙其對該獨特政權的熱烈情感。

教授在文革結束,恢復高考後,於1982年進入北京中央民族大學,但他並非一來就研究當代中國政治運動倖存者的口述史,其本業乃清代滿族史,他是滿族研究的專家,撰有相關著作多部,亦受邀授課於臺灣東吳大學歷史學系。他說關鍵是89民運。整個八零年代非常開放,言論百無禁忌,但「六四」一夜之間不單悲劇收場,政治價值的邁向開放頓然崩盤,整個環境倒退十年,下來1990年代的一代人遂再度在封閉下成長,對五、六零年代從反右到文革的公開討論即告消失,年青人開始完全無知於這些事。從而剌激起他從清史轉攻當代史,從根據文獻檔案為主,研究政權與政策的傳統史學,轉為方法論上更近於社會人類學,研究政權與政策所波及社會大眾,更為有血有肉,更是有淚的口述史。

 二,青春事件

在這背景下,轉過來做「知青」研究,並從1990-2000年代前後十餘年間,撰有《中國知青事典》等三套內容各異但互補之著作,篇幅數以百萬字計。但嚴格言之,這些都是教授們的「業餘」工作,因為以中國社會科學院這種官方的政策顧問機構,並不會讓質疑官方決策之研究議題被立案,正式取得方便與資助,實質上教授們都是在工餘付出自己的時間、心力,甚至健康與人生去完成,目的只為一代人的荒謬處境留下文字記錄。

該等著作當時在層層審查下,找到黨內高層曾任勞動部長,因而屬所謂「國家領導人」的某君保護出版,為著確保大家知道後面有有勢力人士保護,需請他作序、封面題字,更需與二作者合攝並放在書的首頁,以立此存照。但2013計劃重刊時,即被武漢大學出版社要求改書名,不可出現「知青」此一所謂「敏感詞」(注意:這詞當初是共黨自己提出的,現在攪到要自己禁自己),因而需要把人人皆懂的「知青」,改為没頭没腦的「青春事件」。然而即使作出配合,取了這個無厘頭的標題,最終當局仍然没有批准重刊而被打回頭,迄今仍重刊無期。

所以你說中國在大方向上慢慢開放與進步?它就公然退一大步給你看看,出過的書重新被禁刊。

所謂「知青」,其實是「知識青年」的簡稱,這不是泛指年輕讀書人的一般通稱,却是一個專有名稱,專指中國現政權在六零年代,其極權主義制度處在顛峰 (或「癲瘋」亦可) 狀態時的全國政策産物,直接影響整整一代中國人的人生與命運,最直接受衝擊的城市人口約1700萬人,這尚未包括受影響的農村人口。

當年所謂「知青」的「知」或「知識」,不是什麼高學歷或有多厲害,主要是高中生,再來無非就是初中生,也有大學生,即當代中國社會稱為1966-1968的「老三屆」,年齡從14-24不等。當時下鄉是不能拒絕的國家命令,並以此判定一個人是否屬願意與工、農、兵結合,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革命」知識青年,甚至是「反革命的」知識青年,當時黑白二分,没有「非革命」的中立者

據教授解釋,若要完整理解知青,單單循六零年代文革作解讀其實並不足夠。事情要追回到五零年代,當中國被共黨擒獲時,該黨認為,只要中國經過工業化的改造,將出現大量剩餘的城市勞動力,所以整個五零年代,都有多次以意識形態動員城市年青人口移居農村,運用城市的知識條件來支援和帶動農村的發展,並求一舉兩得。

這當中不明白的是:當時中國尚未工業化,為何就已推出疏散城市人口的計劃?從後來戶口制度的發展來看,懷疑部份原因是中共想減輕國家制度對城市人口的經濟負擔,簡單講就是盡量將人口發配農村,讓你自生自滅,别煩老子。

對城市文明的強烈憎恨,曾幾何時是同為共黨極權國家制度下,中共與蘇共的主要差異之一,中共在東南亞唯一「成功」奪得政權,繼承其傳統的政權是赤柬,其在柬埔寨所實施的全國恐怖大屠殺,背景同樣是要鏟除墮落的現代城市文明,不幸中的小幸是越共跟的是蘇共,而非中共的路線。

 三,我要回家!

但中國五零年代的這些城-鄉的移民計劃,其目標皆失敗告終,失敗的指標是在所有這些計劃的遷徙者,没幾年即通通跑回城市,而失敗的關鍵在制度上是因為它仍未帶有根本的強制性。當然,不用很久,中共即注意到遷徙計劃失敗的制度原因,隨即推出一直影響到今日的補救方案,以確保再來的遷徙計劃,能夠無障礙地按黨的意志貫徹執行,此補救方案即迄今仍然束縛著中國人的戶口制度,該制度建立之初,其直接見效的重要統治功能,首先是以史所未有的極嚴厲程度,限制甚而是禁制人員在國土內的任何遷動。其次是以法令強行規定城鄉的二元結構,落到個體層面,就是兩套完全不同的物質及其他福利保障制度,包括糧食及副食品的有效配給、醫療、子女教育、退休保障等,扼言之城市戶口的生活條件遠遠優於農村戶口。

好了,硬件終於備妥,城市住農村的大型強制人口遷徙可以上馬,而不會再有人有能力抵制。知青的上山下鄉插隊,一般都會將它與文化大革命紅衛兵亂局相提並論,視此為官方當局收拾爛攤子的手段,即將年青人全部送到鄉下,讓農村生活磨滅其精力。但教授却兼而視此為自五零年代始,由政權所規劃的人口遷徙的長年方針下的一個環節。

制定戶口制度後,知青下鄉的最要命環節,是將其城市戶口遷為農村戶口,亦即就從制度和法令上強制地將一個原屬城市的居民,釘死在農村內。剛開始時,從城市下鄉到農村的知青多會有短暫的興奮期,維持數月到最多一年不等,例如劉教授下鄉內蒙古牧區,趕牛、趕羊、騎騾、騎馬、騎駱駝等玩意,可以興奮上幾個月。

教授問在座年青研究生:當大伙在農牧區待上一年,腦中只有一個想法,那會是什麼?眾生默然,一個「老知青」聽眾就在座位上大喊「我要回家去!」全場轟動。當年這些下鄉知青的年齡,甚至比在坐研究生還要小一些。原因是無論從求學、就業及生活的角度言之,對城市知青而言,都只是絶望的人生死路。

教授指目前中國學界對「知青」議題的各種民間資料,皆以粗放的方式大量存在,但學界研究仍然有限,迄今只有數套書,多屬資料整理,因為實質上仍屬言論禁區,畢竟仔細講下去,難不觸及政權體制的根本缺憾。而且學者對「知青」的不同定義,往往暗中涉及對政權的不同態度。部份研究試圖將「知青」概念的涵意上溯及五零年代,甚而包括五零年代少部份主動向官方要求或響應遷邊之呼籲,並視六零年代文革後期的知青下鄉大潮,無非只是延續五零年代已有的情況,而發展為高峯而已矣,所以不是很特別云云。

教授指此類講法背後所要隱藏或迴避的真問題是,國家政權對城鄉青年國民人口遷移的強制性,所以才要把五零年代拉進來構成反例,從理解上稀釋其強制化的程度,有借機混淆是非之嫌。

教授更傾取另一種對「知青」的定義,即指戶口制度配合人民公社制在五零年代下旬全面落實後,由國家借助意識形態所作年青人口的城市-農村強制遷徙之強力動員,其關鍵是制度上確保其遷徙有效被貫徹執行,造成整整一代中國的城市年青人口1700-3000萬不等,起碼有十年時間 (1966-1976或更後) 需要在農村勞動,少數運氣好的滯後大學教育,更多是完全失去接受高中或以上正常現代教育之機會。

所以對「知青」一詞定義及其涵蓋面的學術爭論,背後其實涉及對國家制度對國民人身遷徙自由權利的限制認同與否的政治價值根本分歧。

 四:滬城的原罪與贖罪

劉小萌教授在作知青書寫時,其中一個陳述的方案,是從所掌握的資料中,提出某些人物之經歷,粗分作三類。首先,是官方論述下的知青樣板,往往是當年文化大革命紅衛兵運動政治宣傳照當中出現過的一些人物,他提到一些人名,如張韌、安海燕等,被官方宣傳機器塑造為有理想、有熱情、有知識但又謙虛的城市知識青年,自願無私地放棄城市生活,幫助建設祖國農村,也受到廣大農民群眾歡迎與支持云云。

其次,才是教授要討論的重點。部份知青在所謂上山下鄉運動高峯的約十年期間,不用很久即知道受國家政權所玩弄欺瞞,特別在文革後期四人幫倒臺後,知青急於回家的呼聲日熾,但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都不願處理,亦不知道如何處理,於是發生了多起知青要求返鄉的冒死抗爭的運動,並出現了不少民間角度的知青領袖,目的就只是要求還鄉,特別專指戶口要從農村遷返城市。

教授提到如歐陽璉、雲南丁惠民、庒偉亮等案,他稱作中共政權成立後的「第一代民間草根維權者」,包括不少在新彊的上海知青抗爭者。他說,即使下及1980年代,仍有大部份知青未能返家,但由於八零年代相對開放,返城抗爭此起彼落,成為從鄉鎮到城市各級地方政府壓力甚大,疲於應對的難題。原因是假如返城要求成事,城市政府根本不知如何在就業等諸事上,安頓大量返城知青,因為他們的原城市戶口及相應的糧食、就業等配套設施,已經在當事人下鄉時被取消掉,即使農村戶口所在地當局願意放人,但原城市出於諸多理由不肯收人,返城還是無法成事。事實上部份城市由於未有在事先作妥善安排,亦一度發生由返城知青所造成的社會問題,如失學、失業及聚眾形成治安問題。尤其當所謂返城,不是返原先的城市時,問題更嚴重。

特別是本來就有大量知青下鄉的大城市,尤其頭痛不已,最典型例子之一是上海,因為從政權意識形態的角度言之,上海就是一個帶有「原罪」的城市,所用的煽情比喻是「祖國母親被侵犯後所被迫懷上的敵人骨肉」,其存在就是中國人的耻辱印記 (按此喻,港、澳、臺…??),所以1949後,上海長期是一個政治上極左的城市,以矯枉過正來一雪耻辱云云,文革四人幫以滬為地盤,非僅巧合也,以極左來贖罪並淨化,或赤化其靈魂。迄今即使在中國的制度內,上海仍然是意識形態上特別緊握的城市

正因如是,作為文革産物的知青下鄉,又豈能没上海的份?所以教授指,即使下及八零年代,單單被下放新疆一地,返城問題仍未解決的原上海城市戶口知青就廿餘萬人。

 五:新疆阿克蘇事件

故各地的知青返城抗爭中,常有滬人青年身影,甚至到八零年代中後期,北京仍然不時發生已成功返城的知青,聚眾於天安門廣場示威和上訪,代仍在農村的伙伴要求當局解決知青返城的難題。

教授遂舉「阿克蘇事件」作說明,八零年代初,新疆的上海知青屢向當局表達返滬要求皆未獲理會。遂有滬人青年結伴發難,推著三口木棺材聚眾新彊阿克蘇地方政府前,佔領建築,在零下廿度中集體絶食,備妥自焚電油,要求地方政府傳話中央限時百小時內,派員談判解決返城及相關戶口遷回問題,否則當眾自殺。官方最後確有由中央派員與知青談判,同意要求,但需解散抗爭,達成共識。事件放緩後,即派軍警圍捕為首者。

中共的處理通常是,即使自知理虧,政策稍後也許會知衰默默調整,但一定對為首抗爭者先作公開報復以挽面子,並警告後來者。是次事件為首者被判監禁多年,後於胡耀邦時方獲釋放。

第三類則為一般知青,面對的主要問題是下鄉、返城及下崗,其問題有一定延續性,因為大多錯過年青人在成長過程中接受妥善教育的機會,即使回城,在九零年代國企大規模改革過程中,以所謂「買斷工齡」為手段,被淘汰「下崗」失業,比比皆是,形成社會問題。

所以時下中國大學中,出生在1954-1944前後的一代中國人學者,基本上都曾是下鄉知青。這批在恢復高考後首批再度進入大學,考上研究所,最終在大學當了「叫獸」的群體,算是返城知青中教育程度最高的。這一世代目前仍在掌權,而且正好身處握行政職位者的師輩之垂簾聽政太上皇之年齡層。其餘絶大部份當年的返城知青,因為失去教育機會,能混經濟的發了,就成為今天所謂的首代「土豪」,否則多屬草根勞工階層。

除了少數例外,一般言之若與同齡的其他華人社會學界同行對照,引述一位中國學者朋友的私下評論是「這一階段成長的中國人文科學者的氣質與見識,整體上和在城市打工的農民工没有根本差異」,是否如此請諸公自行判斷。當然,其時代為他們部份人形成包括從言行舉趾、禮貌習慣、行事法度,以至專業態度、操守、能力及視野等之局限,即使今已與外界畧有往來,但仍深異於世界。所以這一代有部份人尤具無賴流氓氣一類,恐是文革紅衛兵餘習。

劉小萌教授在結語時特別指出,最保守估計,無論是文革或知青下鄉,直接受衝擊的人口超過一億,但現實上只存在不成比例的文字記錄,和近乎完全空白的公共討論,所以「知青」議題的重要性,乃在於折射出中共統治的頭三十年,由制度所造成嚴重扭曲的政治暨社會問題。

 六:國家行為

繼劉教授的綜合說明後,定宜庄教授就當中一些情況作進一步剖析。教授是北京滿族人士,原先的學術專業也是清代滿族史,教授氣象不俗。

首先,前已稍述,她指目前學界對知青的不同定義,其實背後涉及如何評價知青、文革,乃至中共,所以她是在這角度下於辯論寸步不讓。她指1958年戶口暨人民公社等制度全面落實,人口自由流動成為絶唱,除非是國家命令,否則城鄉之間基本上是完全分隔的,連短期赴鄉或返城探親,都要經過兩地政府層層批文,比探獄還難,說是自願報效國家,不能服人。

她特別舉了壓制農村的二例:首例,1959-1961「大躍進」運動造成數千萬人死亡的全國大饑荒,由於國家保證城市副食品供應不缺,雖然同一時期全國農村死得屍橫遍野,哀鴻滿地,滿目瘡痍,但没有哪個大城市發生餓死人的事。

次例,五、六零年代嚴格限制農村戶口學童升讀中學之比例,而這亦是在七、八零年代促使下鄉知青奮力冒死要求戶口返城的重要動機。想像京、滬下鄉知青在農村十年有餘,成家後孩子漸長,開始面對教育問題:我的前半生被你糟蹋,認命算了,但豈能讓下一代再遭扼運?不要低估父母的動力。

她談到八零年代知青返城之政策逐漸在各地落實後,知青們返城的一個共同經驗。剛下火車,濶别十年的家門都不敢回,什麼事都不敢做,拿著戶口簿成惶成恐,首先直奔公安局,辦妥恢復城市戶口手續,拿著城市戶口簿再下一城,辦妥「糧票」後,才敢回家見父母。

教授還提及與「城市知青」對比的另一個群體,稱為「回鄉知青」。扼言之是指始於文革前入城升學的農村知青。發動知青下鄉時,亦試圖將這批人全部推回農村,問題是這批在城市求學的農村知青群體中,包括頗多「黑五類」的子女,「黑五類」是共黨對「階級成份」的劃分,將人分為三六九等,不同成份有不同的政治對待,這種指認充滿武斷與私心,當中「地主、富農」二類屬農村的壞人,他們的子女在本鄉受盡歧視、打壓及排斥。部份人有幸在戶口制和公社制全面落實前進入城市求學,暫避險鋒。

當知青下鄉的新政策隨文革的爛攤子而發下來時,地、富等「黑五類」的子女為免被派回本鄉而陷身險境,反而成了比城市知青還熱切的下鄉者,但不是下本鄉,而是隨大隊以城市知青身份下他鄉,這基本上更安全。對於没有這類麻煩背景,在城市求學,「階級成份」純屬貧下、中農的鄉村子弟而言,戶口制度定型前的「下鄉」,往往是nothing to lose的「提幹」(提升為共幹) 前的農村歷練,nothing to lose是指農村工作即使表現不出色,任期完畢後最終還是被召回城市,他們被稱為「有階級覺悟的第一代新農民」。

教授強調不接受有學者將「知青下鄉」誤導為所謂「群眾自願行為」,因為文革時期知青的「下鄉」過程的運輸或交通費用完全由國家負責,下鄉後的新身份完全安置在國家經濟計劃的體系內,由於有制度規定,最終農村的官方組織如人民公社等需要完全接納城市知青。

其實聽過這次講座,才突然想起,以前在中國如京、滬等大都會旅行時,常在市中心的公園見到一群老人家在公園很起勁地聽指揮作合唱,唱的全是五零年代的中共歌曲,感情非常充沛,我想他們應該都是城市的老知青。都能直接感受到其實是來自他們年青歲月的熱情與真誠,反共如我聽之亦很難完全不動容,雖然明知他們這代人的感情都被這個政權所糟蹋與傷害。

 七:政權威譽的蠑螈斷肢再生術

國家農村制度 (人民公社) 接受「知青下鄉」,這並不等於落到農民層面,會普遍接受「下鄉知青」,因為「下鄉知青」在農村其實多屬剩餘勞動力,不止惡化了農村糧食的壓力。尤其無知的是自信可以「改天換地」的城市知青,其naive的熱心往往損害農民利益。

典型例子是剛下鄉的城市知青認為,農民貧窮是因為他們不懂得物盡其利地運算其所有田地的産量,所以說要義務為農民仗量土地,但農民反應非常冷淡。知青後來才知道,農民遠比他們想像的來得聰明。因為農民實耕的土地面積與産量,其實高於他們上報國家,農民在糧食安排一事上,其實並不放心將小命完全交國家之手。如此一來知青熱心地企圖仗量土地的幼稚行為,不單可能斷了農民的額外糧食和財路,在一切都政治意識形態掛帥的年代,更可能讓農民惹上無法承受的大禍,所以農民並不喜歡下鄉知青,尤其文革期間農村的軍管隊非常討厭下鄉的城市知青。

亦有相當自作聰明的知青上報真實耕地面積予國家,害所在公社增加上交國家的産量,最終需由公社各戶各家另掏腰包攤分倒貼來向國家交數,故知青有時甚討農民厭。

教授指,在「知青下鄉」作為一個錯誤政策的總前提底下,尚待進一步探討的系列問題包括:一,目前的知青回憶多以個體為主,尤其名人,而且往往寫成劫後輝煌傳來作吹噓與逢迎,而欠缺真正嚴肅的反思,其中包括部份名人的文革暨知青下鄉回憶從不提他們當年如何直接傷害學校老師。此外,現有回憶錄欠缺以人民公社、生産大隊、建設兵團等集體為單位的陳述,唯有後者更能呈現結構與互動過程,乃至背後的政治向度。二,當中的性别議題,尤其婦女知青有其特殊但又普遍要面對的難題,例如婦女衛生、人身安全及性別平等等。

三,知青在地方,尤其邊疆少數民族的文教知識建設上的貢獻。有下放雲南西廂版納傣區的老知青同意大方向是錯的,但具體事例的評價應相對就事論,亦有新彊來的學生,指家中長輩在下鄉後真誠自願留在地方建設社群。四,特定地方和群體的在地處境。

五,知青議題應如何進入戰後的全球化議題,例如與同為六零年代歐美學生運動的關係與對比研究,又或作為具有普世意義的現代人類悲劇來進行論述 (例如文革比照納粹時期的迫害),並將知青問題重新煲起和出口挾洋轉內銷;七,與現代中國城市形成史的關係;八,資料收集之後,專業史學學者應該如何運用有關資料;九,知青與農民之間的關係,等等。

二教授亦畧談口述史的操作要點及遇上之難題,例如受訪者臨門時因諸多原因而翻供 (包括被特務恐嚇)、如何決定最敏感之議題最終出街否、與受訪者保持後續關係之責任 (所謂知青群體,今天恐怕已經是中國社會的弱勢群體之一了),兼論如何從正統官史的宏大敘事中,反省過來回到民間的角度等。

二位教授借此題概嘆,「中國現代史」就是「中國現代愚昧史」,而最愚昧的漠過於知青作為那一代的政治耗費品,事隔整整五十年,近年當局又有聲音拿所謂「知青情結」出來作政治耗費品的循環再用,哄其孫子輩國民,吹噓所謂「知青」一代人的理想,等著年青人接棒,以作政治蠑螈的斷肢再續

所謂「知青情結」就是當年煽動年青人下鄉時那套政治說辭,把它放在知青口中,說成是他們自己主動的偉大理想,實質上是在糟蹋年青國民的生命。

一個友人對中國政權在社會集體記憶這事上所作出神入化的斷代式政治裁剪與併貼,作評語如是:

看過電影《移魂都市》(Dark City) 嘛?很值得看的cult film,講異種人將人類記憶置換 / 改編,很切合中國目前的情況。忘記歷史,就會重蹈覆轍,但中國目前不止如此,他實在是拆毁自身的同一性,日後統治者替換一屆, 新一代的記憶便會改變一次,中國從此成為了一個特異的國度:每個人心裏都只有斷代史,只會有統治者所給予年份的記憶或知識,之前的無法知道,每代人的記憶亦無法銜接,最後,成就了一個精神分裂的國度。

最後附上取唐名「潘鳴嘯」的法國學者Michel Bonnin 所撰《失落的一代:中國的上山下鄉運動 1968-1980》一書的封面結束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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