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在滿洲國–川島芳子讀書組後記 [崔老頭]

一、《滿洲評論》

1931年,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前一年,一份日本人創辦的刊物《滿洲評論》在大連出版。成立者日人橘朴。他1905年來中國,從事中國研究及新聞工作。1925年受聘滿鐵調查員,兩年後出任滿鐵情報科特派員。1931年與一班在滿洲工作的知識份子創立《滿洲評論》。雜誌延續到1945年日本投降前,共出676期。雜誌受官方支持,但成員斑駁,可分五類:

像橘朴的「老頭組」,與政府、軍方及各方面關係良好。二是「滿鐵人」,多滿鐵技術知識份子,如大內隆雄 (1907-1980),他負責文藝方面,介紹及翻譯了不少中國作家的作品。三是關東軍代言人,如發動「九一八事變」的關東軍參謀片倉衷 (1898-1991)。四是佐藤大四郎 (1909-1943) 等社會主義者,他們在滿洲推動農業合作社運動,常發表地方考察報告。五是中西功 (1910-1973) 等共產主義者,不時發表批評日本軍國主義文章,及報導中國共產黨消息。編輯方針,雜誌自稱是「雜錦火煱」。

靈魂人物橘朴(1881-1945)在1931年創刊時對關東軍頗有批評,曾與關東軍中佐,「九一八事變」的策動者石原莞爾 (1989-1949) 有激烈爭論。後被板垣征四郎 (1885-1948) 及石原說服,轉支持侵華政策,並出任自治部顧問。翌年出任「滿洲國協會」理事,為滿洲國的「王道國家」口號建立依據。

1936年日本「皇道派」軍人兵變,當時的日本總理被殺(2.26事件),橘朴開始反思日本的政策,主張進行政治改革。1938年失望回國。其後日本對滿洲國的管制收緊,不少異見者包括日本人被捕。橘朴在1941回滿洲主持大局。同年愛徒佐藤大四郎因合作社運動被捕(後死於獄中)。翌年小泉吉雄被捕。之後再一批左翼成員被捕。1945年俄軍攻入東北,日本投降。同年,橘朴病死瀋陽。

二、《滿洲浪漫》

就在橘朴失望回國之時,有一份文學刊物在1938年創刊:《滿洲浪漫》。創辦人是「滿洲映畫協會」的北村謙次郎 (1904-1982)。《滿洲浪漫》從1938年創刊,到1941年結束,只維持了四年,共出七輯。內容分詩,小說,隨筆,評論四種,後以小說及評論為主。

「滿洲浪漫」,作為一動文學主張,受「日本浪漫派」影響。1932年「日本浪漫派」在日本崛起,反對「明治維新」以來的全面西化、反對資本主義的功利主義、反對壓制自由的國家主義,主張重新認識傳統文化,並鼓吹詩歌可激發無邊想像,打破現實藩籬,重塑集體身份。時日本正陷入經濟危機。

《滿洲浪漫》不少發起者受「日本浪漫派」影響,但他們不向傳統文化尋找養份,認為日本傳統文化是纖巧的,缺乏浪漫主義的批判精神及悲劇意識,因此《滿洲浪漫》借助的是亞洲的「大陸性」。

他們提出文學的「社會性」及「人間性」,強調創作應回歸社會現實 (因此棄詩歌而鍾情小說) ;「包容性」指不同民族及風格兼收並蓄,包括東北作家反映下層社會苦難,並隱含對殖民政策批判的作品,即使含有共產主義取向亦歡迎;「強靱性」指東北酷烈環境重壓下民眾堅決不拔的豪壯性格、庶民精神。

「日本浪漫派」以美國作為平庸的資本主義文化代表,《滿洲浪漫》則認為當下的日本,亦已被美國同化而加以警惕。不過,《滿洲浪漫》與「日本浪漫派」一樣,認為文學不為政權服務,所以常對日本的滿洲文化政策提出質疑。

1940年,正是日本加緊控制滿洲國之時,《滿洲浪漫》轉為民營,但由於管制越來越緊 (連串文字獄) ,《滿洲浪漫》1941年在無聲中結束。

三、石原莞爾 (1889-1949)

「九一八事變」的幕後推手是石原莞爾、板垣征四郎等一班關東軍軍官。當時的關東軍總司令本莊繁是被拖落水,據說石原莞爾才是事件的軍師。有趣是,日本投降後,石原沒有被列為戰犯,而他的同僚共謀,幾乎全部位列甲級戰犯,被判死刑。

石原自少特立獨行 (或離經叛道),軍校成績優異。他除了是軍人,也是軍事理論家,熟習哲學及蓮宗教義。石原一直是「日中提攜論」的支持者,認為日本可協助中國壯大,共抗西方霸權。

石原1909年軍校畢業,授少尉銜。一年後被派往朝鮮,他告誡部下要放下優越感,推動「日韓提攜」。1912年,在漢城得知「辛亥革命」成功,帶領部下大呼「支那革命萬歲」。

1920年被派中國漢口,對中國的事態感到失望。1922年被派德國進修軍事,1928年被任命為關東軍參謀,1931年發動「九一八事變」。

石原認為代表亞洲的日本與代表西方資本主義的美國終須一戰 (他的「最終戰爭論」)。為了做好準備,日本必須團結亞洲諸國,因而提出「東亞聯盟論」。他認為日本對亞洲的領導權,雖靠武力為後盾,但日本不能只靠武力奪取盟主之位,而應以王道精神、民族協和、復興亞洲來吸引亞洲各國 (甚至世界)。這裏「滿洲國」扮演了特殊角色。

為了備戰俄、美,石原認為日本應出兵東三省 (即使未得政府同意,軍人也有此責任) ,因日本物資匱乏,經濟不景,發展已達樽頸地帶。而東三省物資豐饒,亦是阻擋俄國南下的據點。石原被一些人稱為滿洲國的締造者,其實並不正確。石原最初建議佔領後扶植一獨立勢力取代奉系軍閥 (主權歸中國也可),然後由日本大力扶助現代化,作為日本王道政治示範,吸引中國及各國的認同及合作。

「九一八事變」後,軍部決定在東北建立滿洲國,石原轉態支持。但石原很快便調離滿洲國。1937年他再調回滿洲國時,驚覺日本官僚主義橫行,滿洲國形同傀儡。但此時他已失勢,他的老上司當時的日本首相東條英機打算擴大日本侵略 (不久便爆發「七七事變」),石原表示反對,認為只會迫使中國人越行越遠,與「東亞聯盟論」的方向背道而馳。石原因此為東條首相嫌惡,迫其退役 (其後石原也反對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認為兩面作戰,日本必敗)。因為他反對東條英機,又反對擴大戰爭,因而逃脫戰犯之罪。於1949年病死。

四、佐佐木到一 (1886-1955)

佐佐木到一被稱為「滿洲國軍隊之父」,據佐佐木自稱,炸死張作霖是由他提出。相對石原莞爾的優異,軍校時期的佐佐木堪稱頹廢。唯一相同之處是同樣特立獨行。1917年軍校畢業派往青島。1919年派往海參威協調俄國白軍工作,受批評降級調往中國。1921年調日本參謀部,官升少佐,仍不得志。由於懂漢語,調任廣州,因而結識孫中山。

佐佐木成為孫文的崇拜者。1924年回國,由於言必稱孫中山「先生」,受軍部內許多人批評。他的言論更被上司登上報紙,惹來右翼團體騷擾。佐佐木認為孫文與軍閥有别,是理想主義者,有能力統一全國,帶領中國強大。佐佐木認為這種理想值得尊重。

孫文去世時,佐佐木認為國民黨能秉承其遺志。但慢慢,佐佐木改變看法,理由包括:國民黨聯俄容共、蔣介石只顧個人利益發動仇日情緒。當北伐進行時,佐佐木認為北伐軍將統一全國,接著便會在滿洲問題上與日本衝突。佐佐木說,廣東時代的國民黨將領視東北如外國,而孫文亦曾向他表示,國民黨統一中國後,可將東北交給日本管理。

北伐期間,不斷發生國民革命軍與日人衝突事件,蔣介石多次請佐佐木斡旋。回國後,佐佐木受軍方抨擊,上司認為他精神有問題,要求他休假。佐佐木的態度開始轉變,認為中國人難以建立現代化國家,蔣介石已背叛孫中山理想,國民黨終將依賴英美與日本為敵。

1930年官升大佐,派上海参與「1.28事變」。據說佐佐木參與了1931年意圖殺害日本首相的流產政變而被查,後無罪释放。1932年派往滿洲國任軍政部顧問,負責建立滿洲國軍隊。佐佐木一方面大力清剿滿洲國馬賊/游擊隊,另方面建立一支有效維持治安的滿洲國軍隊。他把滿洲國軍中的馬賊及軍閥部隊調上前線,或加以解散 (包括川島芳子的安國軍) ,免得妨障其工作 。

但關東軍依然不信任滿洲國軍。1935年,在滿洲國已經三年的佐佐木批評說,民族融合是满洲國的立國原則,但大多數日本人缺乏這種自覺,仍有如君臨滿洲。1937年佐佐木升少將,調離滿洲。他認為自己畢生成就是用了五年建立起滿洲國軍,他期望這支軍隊有天可輔助康德皇帝再次入關。不過他也說過,五年以來,滿洲國表面是獨立國家,實際上是被殖民。他原初的理想看來已幻滅。

1937年離開滿洲國後,他調往華中戰場,之後參與了南京攻防戰。他指揮的部隊,被指在南京犯下戰爭罪行。1941年退役,回滿洲國擔任協和會理事。1945年在日本投降前再度入伍,被蘇軍俘虜,作為戰犯被判有期徒刑,1955年病死獄中。

五、在那(不)遙遠的地方…

1931年,橘朴被石原莞爾及板垣征四郎說服後表示,他支持石原等人觀點,是明白到當時的東京政府是由資本家政黨把持,而關東軍則由一批有志於改變現狀的軍官組成,得到全國農民支持。他認為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是要建立一個新國家。關東軍會扶助這個國家,將民眾從資本剝削及獨裁中解放出來。而這樣做的時候,最終是要改造祖國 (日本)。

《滿洲評論》另一位成員長谷村濬 (1906-1973) 支持滿洲國的「五族協和」、「王道樂土」,認為可打破民族國家及資本主義功利主義危機,為人類獻新章。

儘管,這些人仍然無法洗脫為日本軍國主義助紂為虐的罪名 (尤其對中國人來說),但他們與另一些日本人顯著不同。自福澤諭吉 (184-1901) 提出「脫亞入歐」後,日本社會開始視中國為落後,而日本自己透過「明治維新」學習西方後,已進入西方文明之列。但《滿洲評論》及《滿洲浪漫》,甚至部份關東軍軍官,認為西方並非日本要學習的榜樣,主將應迫使中國與日本結盟,共同對抗白人殖民主義。將滿洲國視為一塲不同於西方 (無論是法國大革命或俄國革命) 的「偉大」實驗。

石原莞爾固然是發動「九一八事變」的主謀,但其後反對抗大對中國的侵略(如「七七事變」) 而丢官。《滿洲評論》、《滿洲浪漫》更不乏為抗拒日本殖民統治的管制政策而失去生命的理想主義。滿洲國,一個奇幻國度。

六、戰爭責任

俞天任在《有一種戰犯叫參謀》提了一個問題:為何日本沒有獨裁者,卻跑出了軍國主義?他的答案是,在甲級戰犯當中,三分二是參謀(他們往往擅自私下發動戰爭,如「九一八」)。俞天任說,一群瘋子(參謀)走在一起,毫無節制,只思考進攻,不理會大環境及資源….

户部良一的《日本陸軍史》亦提供了一些解答。日本軍事教育分幼年學校(略同中學),士官學校(略同大專),陸軍大學(略同研究院)。幼年學校為軍隊提供基層軍官如下士級軍官,當中五分一畢業生可考上士官學校,士官學校畢業可出任少尉。尉級可報陸軍大學,成功入讀率是十分之一,是陸軍最高學府,畢業可出任少佐。十年左右有機會升將軍。

有趣是陸大並不由陸軍部指揮,而是由參謀本部直接負責,訓練的也主要是專業參謀,正常平均每年只有幾十人畢業(有點似博士班)。因此日本參謀成為軍隊中的精英,因此往往想幹番大事,也看不起部隊司令。

另一方面,由於「明治維新」早期經歷內戰,領軍的仍沿襲武士精神,個人主義很強,因而損失慘重,故另立參謀部,協助統帥指揮部隊,原則上直屬天皇。而「明治維新」推行國會及內閣制,黨爭不絕,為使軍隊不介入政治,內閣總理不能指揮軍隊,軍隊(陸軍部)直屬天皇。於是,陸軍部形同獨立王國,內有兩個指揮系統(且不論取向不同的海軍部)。

本來司令負責指揮部隊,參謀出謀献策輔助之,現在參謀自己出橋,自己執行。司令只能認受。

又由於士官學校及陸大學生多出身士族,壟斷了中上層軍官職位,引致由軍隊升上來的軍官(多屬基層)非常不滿,後者形成「皇道派」 與前者士族的「統制派」鬥爭。

能夠在陸大畢業的少佐參謀都是精英。不少戰爭都是這批三十多歲抱有雄心壯志的青年發動。

但問題還是制度,為何「明治維新」產生的制度容讓了這個情況?

七、思考

1)為何日本的「亞細亞主義」(聯合亞洲,尤其是中國,對抗白人殖民主義),演變為日本帝國主義?為何一些日本軍人願為上述理想犧牲(如支持清朝復辟的宗社黨,或支持辛亥革命;支持袁世凱等北洋軍,或支持孫及蔣的國民革命),但到頭來卻私自發動對華戰爭,政變?

2)為何煽動群衆包圍國會,甚至出動軍隊佔領總理府…發動者只受到輕微惩罰,結果誘發更多行動? 軍人不少是基層軍官,為何得到農民及工人支持?法西斯主義,用傅蘭尼 (Polanyi) 的定義,是對自由市塲自我復修神話的不滿(即新自由主義所主張的不干預市塲論),因而主張介入,控制市塲(無論左派及右派均一樣,而且,左右派均嫌惡資本家,政客及議會)。

3)也許,第三世界處境多加一項,就是為對抗外國殖民主義而產生的國家民族主義。無論清朝的改革及日本的「明治維新」,均以模仿西方現代國家,及建立國民/國族意識為方向。但中國失敗了,改奉民族意識為本的共產主義(在抗日戰爭中建立)。日本則走上軍國主義之路。

4)俞天任在《有一類戰犯叫參謀》的後記中有一段話:中央電視台前兩年製作了一套叫<大國崛起>的節目,但其實我們現在更應該研究的是大國的失敗,因為不管從甚麼角度看,中國都已完成了崛起的過程…研究日本為甚麼失敗,並不是為了笑話他們,而是為了不重蹈覆轍…中國和日本…相像的地方不少…日本犯過的錯誤我們都有重犯的可能…。

5)這個工作坊借川島芳子讓我們重温1911-1945這段歷史,涉及近代中日關係,而滿洲國正是這個時代的產物。我們跳過民粹式民族主義框框,借用杜贊奇 (Duara) 的理論,探討了這個獨特國度的形態。更加重要是,杜贊奇提到,日治時期的香港,亦引用了部份滿洲國的管治模式。也是說,這段歷史是香港的前世今生。最後,讀書組本也想探討「一帶一路」與「亞細主義」的關係。由於時間所限,唯有留待另一個讀書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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