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資本主義導讀

歷史資本主義導讀    亞蘇

 

導讀一:速寫《強制、資本和歐洲國家》 

 

「歷史資本主義」讀書組下次討論蒂利 (Charles Tilly),探討民族國家與市場的關係。材料包括《強制、資本和歐洲國家》 (1990) [下稱《強制],及 “War Making and State Making as Organized Crime”(1985),本文集中討論前者。

《強制》是蒂利代表作,脫胎自早期另一著作《西歐民族國家的形成》(1975年,合著文集) [下稱《西歐]。蒂利師摩爾 (Barrington Moore) ,摩爾代表作是《專制與民主的社會起源》(1966) ,探討由農業轉往商業社會的過程中,不同階級的舉措如何導致其後民主、專制制度的出現。摩爾認為土地貴族及工業家是專制的,農業資本家及城市中產階級則是民主社會的基礎。摩爾傾向革命,但同時思考民主如何建立(不致產生法西斯主義及共產主義極權的惡果),他特別偏重中產階級角色。儘管摩爾與左翼學者關係密切,他的觀點帶有當時冷戰及現代化理論的色彩(我覺得這種意識形態香港也似曾相識,直至今日也是) 。如果說《西歐》帶有很重的摩爾色彩,那麽相隔25年後,《強制》中蒂利的觀點已有所改變。

蒂利在《強制》中作了自我批評:「(《西歐》) 不僅消除了不同國家的歷史道路的差異,模糊了它們的起源,而且暗示著:那些走著與當今世界主流國家不同路線的國家是不太發達的,而且它們最終或者重演西方國家的經歷,或者永遠落在後面。」(中文版序) 現在,蒂利認為歐洲民族國家並非理所當然,因此致力追查兩個問題:一是在錯綜複雜因果中,理出歐洲民族國家出現的背景及其動力;二是解答為何歐洲民族國家模式,擊敗其它政權模式,主導其後世界政治。

對前一問題,蒂利認為歐洲自十世紀以來,連綿不斷的戰爭,是導致民族國家形成的主因。戰爭中,能提供穩定資金及人手的政權最易取勝,其它對手不得不學習。當中包括統一的司法制度、常備軍、中央稅收等。而隨著政權與政權間兼併,群雄領土日大,戰爭規模更大更持久,諸國均築起邊界,致力同化邊界內的文化及民族以穩定其基礎。另一方面,由於需要人民支持,國家承諾給予國民一定地位。而能在經濟上支持打仗的商人及中產階級,地位上昇。

這點和應了許寶一直強調,世上並無「自律性市場」,有亦只不過是「自律性市場神話」(這個波蘭尼式)的論斷。不過,蒂利重點似乎不在於此,如果說波蘭尼的貢獻是戮破了「自律性市場神話」;那蒂利致力踢爆的是「社會契約論的民族國家神話」。幾乎所有自由經濟學派的理論假設都建基在「自律性市場神話」上,而所有政治自由主義的理論假設都建基在「社會契約論的民族國家神話」上。現在蒂利與波蘭尼聯手,在許寶的穿引下,向香港最後的「新自由主義」發出攻擊。

唸過中學中國歷史的人對蒂利說法不會陌生。一是郡縣制。戰國時各國時採用郡縣制強化中央集權,增強國力。秦朝將之推行由於統一後的全國,遂行於以後各朝代。二是胡服騎射,與胡人毗鄰的趙國,率先仿效遊牧民族,進行軍事改革,引入騎兵。春秋時代曾擔當主力的戰車於是淘汰,各國亦紛紛仿效。三是春秋戰國的商賈地位,像商人呂不韋官至秦國丞相,視未登位的贏政(始皇)「奇貨可居」。政制、戰爭、商業…同樣可成為理解春秋戰國的幾條紅線。然而值得討論是,為何中國後來沒有發展出像歐洲般、相對獨立,甚至推動革命,徹底推行民族國家大業的市民階級?這個或已越出蒂利的研究範圍。但《強制》最後一章〈1992年的軍人與國家〉似部份回答了此問題。

不少國家均以歐洲民族國家方式建立自己體制,但蒂利說,今日不少第三世界國家到頭來走上軍人專政之路,原因是國與國的戰爭退潮,轉化為內部鎮壓。國家的強制力量,遠遠凌駕資本所創造的競爭與多元力量。這就使我想到之前街工「佛教右與左」講座,講者分析斯里蘭卡及緬甸彿教時說,由於二國(也如許多國家一樣,包括伊斯蘭文明佔主導的國家) 在經歷殖民統治後,由於政權保護不了人民及僧團,在掙脫殖民統治後,僧團看不起獨立後的世俗政權 (尤其殖民統治下,代表西方的基督教入侵,故在反殖鬥爭中僧團出不少力。獨立後,接受西方文化的中產階級按西方民族國家模式立國,建立文人政府,卻無法擺平四分五裂的力量,軍人於是發動政變,緬甸便是典型例子)。蒂利的結論是否悲觀?還是我們應實事求是?今日香港,其實也有點相似。

近年蒂利的焦點又轉,轉向研究抗爭政治理論,大概彌補對民族國家研究的鬱結。今天蒂利認為,革命與反革命這些重大事件,不再是意識形態或陰謀家的結果,也不一定是戰爭產物,而革命(或民族國家) 也不再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相反,它是不同參與者各為自己利益爭持互動下產生的「不經意的結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 。不能假設民眾一定要求民主,精英也可以推動民主以保存自己地位,但精英通常不足以扭轉局面,推動歷史的仍然是大眾,不過大眾往往受限於常識及現存的社會關係。在不同利益互動下,局面看來聳然而起,毫無律規可言,政治社會學家就是研究其中複雜滑手、百變/百搭的因果關係。

導讀二:城邦的覆滅速寫弗雷德里克.萊恩筆下的威尼斯    

本節介紹萊恩(Frederic C. Lane) 的Profits from power (1979)。在「政權是有組織的暴力」及「資本主義建立有賴政權」兩個命題上,蒂利 (1929-2008) 都受萊恩 (1900-1984) 啓發。萊恩是研究中世紀經濟史專家,尤以研究近現代威尼斯著名。像他朋友布羅岱爾 (1902-1985) ,萊恩擅長用日記、帳薄、日常生活品重建逝去的歷史。此外,也像布羅岱爾,他會提出如資本主義起源等令人矚目、無法逃脫,無法不爭議的大型理論挑戰。

萊恩以八世紀獲得自治、十三世紀率十字軍攻入拜占庭帝國首都、十五世紀稱雄地中海、十七世紀衰落的威尼斯城邦作為歐洲資本主義的開端。

威尼斯全盛時期本身人口不過十多萬,卻壟斷了歐洲與亞拉伯的交易,並間接控制了歐洲與印度、南亞、中國的長距離海上貿易,靠的是強大海軍。這些海軍保護海島安全,向來往者徵收商稅,令貿易得以安全進行。也是說,威尼斯政府出售的是有組織的武裝保護,收取的是保護費。威尼斯人市儈、無原則的形像常出現在對手的文學中 (如沙氏比亞) 。歷史上,強大國家通常產生偉大的哲學家或文學家,但威尼斯卻缺虞,只出產狡滑商人。

萊恩為何選擇威尼斯作為歐洲資本主義主開端呢?他說,資本主義指一種專心一意用盡方法追求利潤的制度,威尼斯是首個歐洲出現靠商業利益生活的統治階級的城市,並能建立起控制政府以提升自己利潤的制度。十世紀在地中海貿易中崛起威尼斯商人,在十一世紀推動原屬拜占庭帝國屬地的威尼斯作政制改革,成立共和國,建立議會,取消世襲總督,交議會提名,再由公民大會通過。此外設立由議會委任的「大公會議」,監察總督權力。

不單在政治上商人主導,在社會上,若有任何商業糾紛,尤其是利潤龐大、風險極高的長距離貿易容易產生糾紛,都交由同業公會仲裁。此外亦建立起合同法、破產法等法規。是時,歐洲各國間及天主教與伊斯蘭教間時有戰爭,即使意大利半島其它城邦,亦常出現政治集團、行會、商人、貴族、教士間的傾扎。威尼斯相對穩定,成為不同國家商人雲集的安全港。

萊恩認為威尼斯的商人階級在做生意之餘,都願意將部分權力交給公共 (如接中介人的仲裁) ;而政府除提供軍事保護、促進商業外,亦有意無意推動了社會階級流動,讓新來者、小商人能加入賣買 (如合同法、破產法) ,減少社會矛盾。不過,我懷疑,論述當中是否包含萊恩對美國作為一個共和國理想的盼望與批評?萊恩是否借古諷今?但我想到的是香港。

威尼斯商人建立起的是一套商業資本主義制度,它預視了其後五百年資本主義的全面君臨 (這點很有爭議,一些學者如法蘭克 [A.G. Frank] 認為如此的商業制度存在了五千年;學者如瑞德 [A. Reid] 認為它廣泛存在於同時代的中國沿海及東南亞地區)。然而,威尼斯在十七世紀的衰落,對香港又有何啓示?

Profits from power用不少篇幅分析威尼斯的外交戰略,主要在搶奪航道控制權,確保保護費收取 (手法包括令對手的武裝及物流成本增加、令對手提高保護費,迫使商船轉投威尼斯的保護)。在商業資本主義下,營運國家本質上就如營運生意,一切都來得「理性」,沒有意識形態紛紛揚揚的「麻煩」。若國家無法保護商船,商人就向政府施壓。

對威尼斯後來的衰落,學者指出很多原因,包括鄂圖曼帝國崛起阻斷東西航道、意大利其它城邦 (如熱那亞) 加入競爭等;這都是外因。其它原因還包括繁盛時期,利潤可觀,商人一窩蜂投入投機事業,本來威尼斯同時是重要的手工業中心,僱用大量工人,現商人都轉投其它更有利可圖的事業,手工業倒閉。而威尼斯主要靠強大海軍保護航道,但本身人口不多,靠外來僱傭兵。當面對強大對手 (尤其是充滿民族或宗教色彩的對手時) ,缺乏意識形態維系的威尼斯人便無法招架。

還有一個巨型分析,就是「十七世紀危機」,歷史學家指16世紀初至17世紀上半葉,歐洲大部份國家經歷群眾叛亂、改朝換代。英國史學家霍布斯邦首先提出「十七世紀危機」說法,他指的是歐洲。後來學者指鄂圖曼帝國及中國明朝亦出現這種情況,作為全球性的「十七世紀整體危機」理論便完成。不同學者從不同角度切入問題,較主要觀點是氣候轉變。大致說法是地球進入小冰河時期,擾亂了糧食供應。而之前一百年氣候穩定,人口大增。如今國家無法處理,國與國便爭奪資源,貿易停頓,國家入不敷支,強徵暴斂,民變四起。

把威尼斯後來的衰落放入這個框架裏,糧食失收,國與國便爭奪資源,貿易停頓,嚴重打擊了威尼斯的命脈,它的經濟過於依賴對外的商業。為鞏固利益,之前從商業中獲取巨額利益並且不斷置業買地儼如貴族的巨富開始赤裸地干預議會運作,將本來已是議會成員的自己改為世襲,總督成為只向幾大家族負責的傀儡,並廢除容讓新競爭者的合同法,進行壟斷。威尼斯急速衰落。不過更加重要是,蒂利在這點上說了一些,當小冰河時期在17世紀上半葉結束後,那些有廣闊農業基礎,或能將分裂的社群納入國家框架的政權便能很快崛起,威尼斯沒有這種能力便被淘汰。

威尼斯的故事相信香港的資產階級會喜歡 (當然他們只是摘取其中部份內容) ,保守經濟學者王于漸便寫過這個故事。這類故事蘊含著以下的意像:它訴說「商人治港」(「港」指「商業港」) 的黃金歲月,商人靈活善變,政府 (無論是殖民地政府或特區政府) 保衛商人利益天公地義,商人代表了理性…然後在紛紛云云的黨派爭議、帝國壓境及民變中同歸於盡。所以要反「佔中」…?

 

但我們從威尼斯的衰落可看出另一個故事。無論未來及現在是否存在「廿一世紀危機」 (也不論是由氣候或金融資本主義危機導致),缺乏資源的香港只能靈活易變地生存,沒有許多人會主張與大陸帝國硬拼。但在「商人治港」下,商家只圖短暫利潤,尤其在經濟「繁榮」時,只揾快錢,香港經濟被淘空 (生產線結束,或南移北遷,投機做成泡沬經濟,民無立錐之地) 。當經濟危機來臨,大商人進一步壟斷市場,阻斷社會流動。商人議會 (由幾股勢力操縱) 抗拒民主改革,以小圈子當道,排除異見,意圖變相世襲。貧困者遷怒外人及移民,社會撕裂….

導讀三:從威尼斯到香港

在「歷史資本主義」範疇下,威尼斯共和國有兩點十分重要。一是它作為歐洲商業資本主義的中心,繁榮長達五世紀(它全盛期是十五世紀) ,創立許多金融及商業制度,為十八世紀的工業資本主義汲取。二是它建立一套共和制度,與當時歐洲大陸的封建君主制度分道揚鑣,為後世共和政体豎立起榜樣。兩者結合起來,用鄧小平的話說,就是「資本主義的」的「安定」(社會政治上) +「繁榮」(社會經濟上)。(?)

威尼斯共和國被賦予這兩個特點,當然首先是威尼斯強盛起來後的夫子自道,威尼斯人寫了許多這方面的著述,影響了歐洲的學者,尤其是那些後來推崇資本主義及共和政體的學者,研究及發揚威尼斯的重要性,形成一個「威尼斯傳奇」的傳統。我所知有限,不擬深入討論。反而覺得「威尼斯傳奇」與「香港傳奇」的相似性值得討論。

香港與威尼斯確實有許多可比性。兩者都是由漁港發展為海港商業城市,繁榮時都能坐斷東西貿易。威尼斯從羅馬帝國衰落走上自治之路(鴉片戰爭?),其後背靠拜占庭帝國軍事力量(美國圍堵共產中國?),壟斷地中海貿易,最後反操縱拜占庭帝國經濟命脈(80年代不是有不少香港人如此想象,至少認為能以西方文明及資本主義打救中國?),並率領第四次十字軍一度攻佔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平反八九六四?),以彈丸之地躋身歐洲最有力量大國行列。

威尼斯缺乏土地及農業,一切皆仗海外貿易,憑藉地利及歷史機遇(韓戰、越戰?),發展為重要商港。威尼斯本來也有從羅馬帝國避亂而來的土地貴族,但他們很快便成為生意人(避談政治的上海商人及本地買辦?),與非貴族血統經商致富的商賈形成一個佔人口5%的统治集團。在其下則有不到8%的公務員及專業人士,稱為「公民」,掌管行政。统治集團的代理人是由统治集團選出的「總督」(行政長官?),總督又會從公民中委出一個「總官」(政務司司長?)掌管行政。此外,為限制「總督」濫權,又由统治集團委出大法官監察「總督」行為。其餘近九成人口為工匠及體力勞動者。

很明顯,這種只有统治集團獨享的「議會民主」、三權分立,權力都在大商人及貴族手上(立法會功能組別?提名委員會?)。但從歷史角度看,當歐洲其它國家都奉行以血緣為基礎的封建君主制時,威尼斯確實是一種創新(港式殖民地資本主義對比大陸的國家資本主義或官僚資本主義?),它可理解為傳統貴族與商人和解、共建一套商業資本主義制度,以防止互相割喉式衝突。

威尼斯之強大,更因它的資本主義性格,它的經濟是外向的,故歡迎不同宗教、文化、血緣的移民(全盛時期,威尼斯中心區人口不過16萬,大部分是移民。即使威尼斯其後向內陸及海外殖民,全部人口加起亦只有180萬人,卻是歐洲最富庶的國家)。歐洲各地商人、貴族、工匠都移民到威尼斯,尤其是參與其金融借貸(威尼斯商人從貿易中累積起龐大財富,紛紛經營高利貸活動,貸給歐洲王公貴族,甚至可操縱戰爭) 。

有關威尼斯的衰落,崇尚「威尼斯傳奇」的人會指責15世紀後,威尼斯的共和制度開始倒退,如限定過去曾當議員的家族成員才可出任議員(不足二百個家庭),質言之,議會停止向其他新貴開放(更遑論其它階層)。之後更設立統治集團及公民出生登記冊,向封閉的家族血緣封建制度倒退。但更重視平民史及經濟史的人會提出,威尼斯經濟結構的脆弱性(外向及過份依賴貿易) ,及經濟的空殼化(商人轉向更無本生利的金融投機,工匠及體力勞動者無以為繼) ;當然還有全球趨勢(如氣候) 及地區形勢(如奧斯曼帝國崛起) ,都加重本來危在旦夕的風險(內部衝突日益惡化)。

這個衰落的故事,又對「香港傳奇」有甚麽啓發呢?需補充的是,「威尼斯傳奇」與「香港傳奇」的相似性不單囿限於兩個統治集團的對比,還包括本土反對運動對「香港傳奇」的美麗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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