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司制與一國兩制 [夏菽]

一、
近年,有關中國西南部以至南亞大陸,這段香港人一向甚少關注的「異域」,大幅進入香港前途問題的想像中。像陳雲的秦漢南粵國、方志恆的華南文化圈、鄺健銘的斯科特 (James Scott) 贊米亞(Zomia)論述。這些以前說過了,以下介紹練乙錚的「改土歸流」論。

二、
在〈從明清「土流並治」看西環干政與2047〉,練將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比喻為中國帝國時代的「土司」。此制為元代所創,授官西南、西北當地民族領袖,達至間接管治之效。「土司制」在明清擴大,並在某些地區開始以中央委派的「流官」取代「土司」,後稱「改土歸流」。過程中,「流官」與「土司」並置時,形成「土流共治」。引發這局面往往因土司無方,地方混亂,中央需派官監督,結果又引起本地反抗。練將零三七一後的「西環治港」比喻為「土流共治」。

練認為,梁振英不是真土司,而是一名向中央負責的流官,而從本地公務員、舊港英系統出身的林鄭,反可視為土司。林取代梁是「廢流復土」。

但練指出,「廢流復土」只是歷史插曲,「明成祖永樂十一年(1413年)起,逐漸以流官取代土司,清雍正力廢而未盡除,要到中共上台方全面消失,歷時七百年」,土司制度結束,「改土歸流」完成。練問:「土司制最後怎樣消亡,會否有助思考2047的場景呢?」

但練文提出有趣思考的同時,又陷入矛盾之中。一方面,他提出從動態歷史過程理解過去,譬如在「改土歸流」中,會因情勢改變而出現「土流共治」,甚至「廢流復土」情況。但另一方面卻陷入「定形」化的偏見之中。

他說:「西方殖民主義有所謂 “白人的包袱” 論[…],指殖民地人民道德文化落後甚或野蠻,白種人須不辭勞苦開化開導,視之為己任。[…]其實,中華帝國傳統士大夫一樣有這種思想」。

「西方近代海洋殖民主義和這段舊中華內陸殖民主義同時發生,替之合理化的「包袱」論、「教化」論,以現代人眼光看,當不以為然,但假若文明真分高下,這兩個殖民主義的說辭便不是全無道理;先進統治落後,最終也會給落後帶來好處。不過,如果中國今天要來統治香港,便完全是另一回事了。[…]當今中國已退化到比北韓更野蠻」。(底線為筆者所加)

前半段,練是破除人種、文明/野蠻等級論,但後段則又回到文明/野蠻的等級論了。中國仍是一個「野蠻國度」。這種野蠻程度及文明的欠缺,甚至挽救了香港命運。練說:「能使中共領導面對香港稍有戒懼的因素有二:一是他們自己在香港有巨大不可告人的私利要保護,不可以胡來;二是如果中共在港放肆殺人,掌權共幹在海外更巨額私人財富可能遭外國政府凍結。當頭之利,造就離心港人與共產黨 “文明博弈” 的一線空間。」

在練的論述中,中國像一個野性不覊的土司,有待西方教化。

三、
有關土司制度,鄭少雄的《漢藏之間的康定土司》提供了一個值得討論的例子,可與練乙錚的作比較。這裡打個岔。

鄺健銘在〈不羈放縱愛自由──以社會為中心的民間自治想像〉引用斯科特(1936-)對贊米亞的研究 (贊米亞指由川藏山脈向南延伸至中南半島的山岳地帶),認為這片蠻荒之地,體驗了山民對河谷文明/高壓國家的抗拒。斯科特懷疑,不少山民原居河谷,與中央集權文明近似,但為逃避後者壓迫,逃入山中,寧採用刀耕火種的流動生存模式,以抗拒河谷國家伸延入來。因此,贊米亞對文明國家而言是不覊的、不能管治的。鄺健銘借贊米亞來比喻香港對中國政府的抗拒,及香港拒不受管的自治想像。

斯科特的研究,延續另一本更早期的研究,即利奇 (Edmund Leach,1910-1989)《緬甸高地諸政治體糸》一書。在該書,利奇研究了緬甸山區克欽人的政治制度。克欽貴族的制度是「貢扎制」,由婚姻交換形成等級制,但由於山民流動性大,貴族只能透過籠絡來管治,不能任意罔為。但有「理想」的領袖並不滿足於此,因為撣族在河谷建立了嚴密的國家(撣邦),克欽領導常常想模仿,於是當出現有能力的領袖時,就想改變「貢扎制」成為集權制。這時,低級貴族及平民會反對,若後者成功,就會建立無政府及平等主義的「貢龍制」(可能就是科斯特意念的來源),但往往又不能持久,慢慢又擺向「貢扎制」。於是「貢扎制」、「邦」、「貢龍制」三種模式周而複始交替。

鄭少雄引入拉鐵摩爾 (Owen Lattimore,1900-1989) 的模型加以對比。拉氏是蒙古問題專家,代表作是《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提出在兩千年的歷史中,北亞游牧文化與南面的農耕文化各自依據自己的規率運作,二者又互相影響。而在兩者中間地帶,即相方的邊緣地帶,往往影響著雙方的互動過程。鄭少雄認為,利奇的模型是一個單向模型,永遠是克欽族對撣邦模仿,撣邦彷彿永遠不變。拉氏則是互動中你中有我。

又打個岔,拉氏的分析影響了巴菲爾德 (Thomas Barfield, 1950-),他在《危險邊疆:游牧帝國與中國》提出許多爭議性的觀察,一是邊緣/中間地帶的半游牧政權(兼具農耕),才能入主中原建立穩定的朝廷,如北魏、遼、金、清。二是北亞游牧大國,往往與中原統一皇朝共榮共存,因為強大的中原皇朝才能透過貿易及歲幣,滿足游牧民族的需求,及支撐起一個統一的游牧帝國;而統一的游牧帝國,才能安撫內部敵對勢力,使其不敢各自抄略中原。因此,戰爭往往是貿易及賞賜無法滿足後的行動。

這種互相依存的共生關係,往往是分析中港關係時所欠缺。因而只剩下建制派的利奇模型(單向模仿) 、本土派的斯科特模型(浪漫想像)。

四、
練乙錚說:「雍正力廢而未盡除,要到中共上台方全面消失,歷時七百年」,土司制度才結束。但為甚麼要花七百年才完成呢?練指一國兩制就是變種土司制。那麼,「改土歸流」是否遠沒有結束,且還有死灰復燃的可能呢?

鄭指,土司制往往是帝國無力直接管治,或直接管治成本過高時,所採用的手段。所以雍正一方面「改土歸流」,另方面又眾設土司。土司是一種混雜的並置,既讓當地納入朝廷管轄 (儘管只是名義上) ,讓當地人受到「教化」;但另方面,又容許當地保存自己文化,保有自己領袖。土司與帝國並不矛盾,故歷數百年不衰。但土司與民族國家卻產生嚴重衝突。

劉曉原在《邊疆中國:二十世紀周邊暨民族關係史》指,清末,大清帝國受列強包圍,被蠶食領土。列強是民族國家,但大清是一個帝國,主權及領土不受尊重,列強更支持清國的藩屬(包括內藩) 分離出去。所以清朝要將自己改變為一個現代的民族國家,或至少也要假裝成一個民族國家,樹立清楚的邊界及管治。就是在此情況下,中央要將邊緣地帶改變為直轄領土。

但將邊緣地帶轉變為直轄領土有時並不符合國家需要 (如近代的港澳台) ;又或者不如間接管治的化算 (如各地的民族自治單位);甚至各省的「地方」,亦存在不同程度如杜贊奇 (Prasenjit Duara) 所說的中間人管治,形成「國家內捲」狀況。

看來,「改土歸流」、「廢流復土」、「土流共治」,同樣像「貢扎制」、「邦」、「貢龍制」一樣周而複始交替上演。歷史並未終結,香港也沒有終結。

五、
補一筆《漢藏之間的康定土司》的內容。該書以康定末代土司甲宜齋之死為焦點,甲氏既為康定地區頭人,祖源可能來自歷史上的西夏(不是藏族)。康定地處漢藏兩大族群交界,隨著兩地貿易發展,康定作為交易中心,地位日益重要。康定土司成為內地與藏區茶馬貿易的中間人、保護人。

因此,中央政府在此設土司,建立康定城,康定土司地位日隆。但清末列強介入、革命、藏族謀求獨立分離、軍閥互相攻伐,中央遂加強控制,「改土歸流」。但甲宜齋仍是地方勢力代表,商人及官吏為平息盜匪,保障貿易通暢,仍不得不請他出山(雖然他的部下可能有參與劫掠)。藏軍入侵,川政府不敵,更請甲宜齋為談判代表,立下汗馬功勞。然而,而新政下,他的一些舊部成為政府新貴,狀告他貪污,令他下獄。甲宜齋在手下劫獄失敗下,自殺身亡。

Be the first to comment

Leave a Reply

Your email address will not be publish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