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工五一討論會:零散就業下的工運路向」紀要 (2018.5.1)

發言:蘇耀昌 (街坊工友服務處)、蒙兆達 (香港職工會聯盟)、胡美蓮 (香港婦女勞工協會)、陳敬慈 (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學系副教授)、梁漢柱 (浸會大學社會學系首席講師)、許寶強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客席副教授)

一、前言
蘇耀昌 (主持及紀錄)

香港這廿年經歷巨大變化,包括僱傭模式的零散化。在現行「4.1.18」規定下 (即連續四個星期,需為同一個僱主每周工作達18小時或以上,才享有勞工法例的大部份保障),令不少不足「4.1.18」的零散工不受保障。近年政府提出修例,其動機是希望更多年輕退休者 (50-60歲),及家庭主婦投入兼職行列 (見諸政府人口政策報告書)。

過去,政府將社會福利與勞工政策分開,社會福利只照顧那些無法透過工作改善生活的人 (曾幾何時,工人可透過胼手胝足改善家人生活),今天,卻多了一批有工作卻低薪及無保障的工人,然而社會福利忽略他們的存在,他們被稱為「N無人士」、「邊緣勞工」、「工作貧窮人囗」,及「零散工」。

政府近年一些「唔湯唔水」的改革似針對這個狀況,如扶貧委員會的設置,低津及交津的設立等。但問題是,這些「似有還無」的改善 (像設立強積金,又容許對沖便是一例) 亦遭僱主逐一反對。結果,拖延經年的「4.1.18」修定,在勞工顧問委員會內資方反對下胎死腹中。

工運如何回應呢?過去,工運一直以長工、職位較穩定的工人為組織對象,建立起今日的工會運動模式,現在面對零散化、臨時化、自僱、外判下,工會及勞工團體有何對策?各自的經驗如何豐富這個問題,交給各位講者及評論嘉賓。□

二、工會如何回應零散化?
蒙兆達

總結近年經驗,工會回應零散化的策略,主要分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介入聘用模式;工會再不能只關注薪酬待遇,而不介入就業模式的轉變。在不少職場,僱主採用「安舊立新」方式,既有員工薪金福利暫時不變,但新聘員工卻全以零散化方式聘用,逐步蠶食之下,結果原有的長工福利也可能保不住。抗爭例子如雀巢工會為例,便成功要求資方限制臨時工人數,監察聘用編制,防止資方以臨時工取代長工職位。

第二,爭取同工同酬;例如要求讓做滿一定年期的合約工,通過客觀機制轉為長工。另一方式是,爭取縮減合約工待遇與長工的差距 (例如工資、醫療、退休及雙糧福利等),減少資方聘用零散工誘因。例如新巴及城巴工會,便跟資方確立了機制,合約工完成兩份約,符合基本條件便可轉為長期聘用。

第三,社區化模式組織;零散工特點是流動性高,經常遊走於不同職場,不如以往有單一、集中的工作間作為組織據點。因此組織零散工可以地區為組織據點,例如以附近居住的地點作維繫。以家務助理為例,由於工作地點及工作時間均不固定,於是以地區培訓中心作為組織基地。

第四,借助社交媒體;零散工由於工作地點分散,彼此上下班時間亦不固定,因此員工之間往往關係較疏離,甚至互不相識。因此可借助新興的社交媒體,先於網上建立群組或專頁,由網上開始集結分散的工人,再慢慢發展成線下的實體組織。例如通利琴行工會,最初便是以whatsapp群組凝聚分散的同事反對假自僱,事後更在公司建立了工會組織。

總結而言,不同就業模式容易令工人階級被「碎片化」,令工人自己也以為彼此利益不同,但想深一層,這只是資方「分而治之」的策略,工人彼此之間的共同利益,其實遠遠多於大家之間的矛盾和差異。只要認清我們的共同敵人,重尋團結基礎,我們仍然有力抵抗零散化帶來的挑戰。□

三、零散工與照顧者
胡美蓮

零散工定義鬆散,泛指兼職、臨時工、散工、派遣勞工、外判工⋯。相對於「正規」(formal)工作,零散工(informal worker)不是傳統主流的全職工,有些時間不固定、有些連工作地點都不固定,不受勞工法例保障,得不到一般工人所享有的福利。

零散工欠缺的勞工福利,例如無年假、無病假、無分娩、無法定休息日、無年資累積⋯;除了欠缺實質的福利津貼,零散就業模式更會擾亂生活的安排,例如在前一個晚上才收到明早開工的通知,令生活上各種活動安排都打亂,想報讀課程要常走堂、與朋友聚會常「甩底」。當然有人會指出,零散工人有權拒絕太臨時的開工召集。不過時常拒絕,僱主會將將你開工的優次排得最後,為免令僱主以為你「唔志在」,所以,拒絕開工的「自由」,零散工甚少運用。

樂施會有研究顯示零散工作是造成在職貧窮的主要成因之一,例如,大量加入零散工行列的婦女,大部份是因為是家庭照顧者,只好接受無保障且不穩定的工作﹔至於年青一輩,成為零散工,更多的是以「無保障」換取工作安排的「假自由」、或者覺得「型」和新潮流。即使虛假的自由,但因為份工是自己揀的,所以就認為少了保障也是自招的。這一種心態,影響了零散工對於爭取權益的信心、甚至以為理據不足。

零散工作形式多樣,在這裏以產品推廣員為對象,包括超市百貨的promoter和啤酒女郎,超市promoter 工作時間每日8-9小時,但就是臨時由公司派遣到不同商場,每一工作期是 3日或7日,有時連續更多是斷續的。啤酒推廣員也一樣是派遣的勞工,每日5-6小時,也是不穩定的工作日數。工作日數不符勞工法例的4.1.18中所要求的連續性,因為有時超過,有時不足。所以都不享有勞法的福利。

面對不合理的法例、僱主的刻薄,promoter 很少站出來投訴,工會收到不少工友投訴及站出來的個案反而是因為受到場主(超市或酒樓)的不合理對待。這些場主可以講是他們老闆的老闆,雖無直接的關係、但每日工作就受限於場主的各種對待,例如,沒有設備提供給promoter﹔或每日上下班或午飯出入,都要搜查隨身手袋…等等,這些看似細碎的制度,promoter覺得尊嚴受損,他們就會出聲投訴。

對於零散工,「尊嚴」往往更能激起其抗爭的動力。

組織這些零散工,在關注實質的法例權益的同時,去發掘他們工作處境,有那些有損尊嚴的事項,以「零散工不是二等勞工」作為爭取口號,或者更能說到工人心裏的不滿,接著為不忿而站出來。

回到組織策略,因為在同一工作場所,可以說每個工人都來自不同的公司,而同一公司的工友則分散在不同的超市。如何將工友組織起來?他們作為零散工,隨時轉場也可能隨時轉工,工人身份的意識不強。本會嘗試從另一角度入手,就是從社區的照顧者身份入手,因為不論他們轉到甚麼工場、或轉甚麼零散工作,背後都是因為有個家庭要照顧,才成為零散工。即「照顧者」這身份是他們更看重的角色,亦因為這身份而成為零散工。

我們就嘗識從這身份入手,但關注和爭取的權益保障卻是他們零散就業所面對的問題。這是女工協會正在思考和嘗試的實踐。□

四、陳敬慈 評論

剛才的報告中,各位講者都以不同的方式定義零散工。阿蘇從法律出發,關注跨不過4.1.18法律門檻的工人。阿達則從僱傭關係出發,將零散工分為四類:合約工,臨時工,兼職工,自僱人士。美蓮分析的是零散工的不同身份,例如年輕高學歷嚮往自由的「Slash族」,或者需要照顧家庭的中年婦女。不同的定義會形成不同的零散工,或大或小。我想提供一個的視角,以引發討論。零散工的概念本身,可能有自我邊緣化的傾向,不利於運動中的團結和壯大。相反地,我提議用就業的正規化 (formalization)和非正規化 (informalization)來看待我們在經歷的歷史變化。

阿達引述官方資料,說香港的零散工約有20-30%。這是香港特定的文化,歷史和政策背景下的理解,假如我們以歐洲的標準來看,香港零散工比例應該高得多。例如香港很多工人沒有書面合同,或者有合同但是沒有註明年期,但是僱主仍然可以隨時解僱員工,而不需要太大的代價,目前的法律,連長期服務金也可以在強積金對沖。在廣泛意義上,除了公務員,公營機構和少數的比較有保障的大企業提供的長期合同,其他的香港工人都可以算是零散工,因為香港太缺乏勞動保障了,沒有集體談判合同,也沒有解僱員工的工會諮詢權。

雖然每個國家的制度環境不同,有一點是相同的,就是在過去40多年,在新自由主義的浪潮之下,勞動者越來越缺乏保障了,這是就業非正規化的社會過程。2008年的全球經濟危機以來,這個趨勢就進一步的惡化了。但是這也不是單向的,也不是歷史的常態。例如一個多世紀以前,恩格斯書寫《英國工人狀況》的年代,所有的工作崗位都是非正規化的零散工,沒有任何法律保障。在20世紀以來,特別是二戰之後,才形成了工作權利有所保障的正規勞動體制。即使是今天,韓國新總統上臺後,也推出新的政策,推動公營機構和建築行業等工作的正規化。而中國,也在2007年推出《勞動合同法》等新的法律,提高工人的就業保障,和加大僱主解僱工人的代價。所以非正規化和正規化是動態的過程,取決於社會鬥爭和歷史條件。

所以我們需要推動工作的正規化或者抵制非正規化的運動,而不僅僅是零散工的權益運動。英國最近的大學教師罷工,得到學生的大力支持,原因是大學計畫將教師的退休金,由固定金額變為浮動的。最近香港大學計劃實行教職員新的薪酬評估制度,從跟隨公務員的薪金調整,改為按表現調薪。而理工大學最近將有固定月薪的兼職導師解僱,改為聘用以時薪計的教員。所有這些在大學之內發生的變化,也都是一種勞動彈性化和非正規化的表現,因為比較穩定和有保障的機制被打破了。

我以大學的薪酬福利改革為例,是要說明,很少人會將自己定位為零散工,但是我們都正處在一個 越來越缺乏保障的彈性勞動市場上。我們所處的年代,是一個就業非正規化、去制度化(deregulation),過去的鬥爭成果被取締的年代,所以我們要有政治上的策略去抵制這個歷史趨勢。生產外判化、就業零散化,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產物。特朗普在美國的冒起,以及他實行的貿易保護主義都標誌著新自由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破產了。可是出路在哪裡?我們要追求怎樣的就業保障制度?

倡議全民基本收入的先導者,倫敦亞非學院教授Guy Standing認為,在全球化的浪潮之下,一個有別以工業無產階級 (Proletarian)的新的危險階級形成了,叫「不穩定無產者」(precariat – precarious proletariat)。他們當中不少人受過良好教育,卻缺乏穩定的就業和福利保障,他們對社會不滿,有充分的時間和動力,參與社會抗議。在美國,從佔領華爾街,到最低工資15美金運動,再到大學校園的研究生和教學助理的組織運動,再到法國反對勞動法規改革和勞動彈性化的運動,都能見到這個群體的身影。如何有效組織和團結這個群體,也是未來社會改革運動的關鍵。□

五、梁漢柱 評論

假如阿蘇的估計正確,政府已意識到零散工越來越普遍,甚至視為未來的常態,並開始在政策上配合,許寶所說的「低工資、低福利循環」可以看成是新就業形勢下,很可能出現的一種情景。厘清低工資、低福利可以如何配合來構成部分工人的生計安排,又會產生怎樣的影響,是勞工團體思考怎樣回應就業零散化的重要一步。

何謂零散工並沒有統一的定義,其中一個可能準則是從事非標準形式就業的工人。假如標準就業是指全職長工,那麼所有不是以全職長工的方式受聘的工作人員都是零散工,這樣的話,零散工可以包括很多不同類型的工人,我們應該注意他們成為零散工的不同原因,和對工作與生活的不同要求。

在零散工光譜的一端是臨時工和合約工,他們多半是因為找不到長工才被逼接受臨時工作,他們希望的是得到長工的位置, 使就業更有保障。對這類型的零散工,雀巢工會爭取到限制臨時工的比例,新巴城巴工會爭取到合約工兩次續約轉長約,都是很值得參考的經驗,大學聘用臨時工和合約工現在便沒有任何限制,怎樣才可以爭取到僱主聘用臨時工要有規限,需要深入探究。

我最近的研究中也訪問過一些零散工。當中一部分是做兼職工作的年輕人,他們有些是一個人兼做幾份兼職,也有一份全職之外再加兼職。他們一個人打幾份工是因為一份工收入不夠生活,要集合多份工的收入。我們可以說他們兼職只因為全職工工資太低,是被逼的,他們的願望是找到薪酬較佳的全職工作,對他們來說最有幫助的是中下層工人待遇的普遍改善。

但也有人因為一些正面的原因選擇非全職工作,例如一些自由工作者不願打工是因為要避免僱主分薄勞動所得,像教琴的老師假如自己找到學生就沒有必要讓琴行分走部分收入。也有自由工作者選擇不去打工是希望可以有更大的空間安排自己的工作的細節與時間,他們喜歡非全職工作比較靈活,讓他們更容易協調工作與其他生活活動。應該注意的是,工人尋求的是從生活需要出發的靈活,與僱主喜歡的隨便「炒人」的靈活大有不同。討論零散工問題時,應該考慮到部分工人放棄全職工作是要追求更自主的工作安排,如何協助這些工人得到合理的生活保障,也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六、許寶強 評論

三位講者表述的內容,可歸納為三個面向:

1.如何理解政府及資本家推動工作零散化的原因?

從三位講者的發言中,可以綜合(並稍為補充)他們的分析,其實指向了三方面的原因,包括i) 於經濟上透過將工作零散化,企圖降低福利支出和生產成本; ii) 政治方面,工作零散化有助政府和資本家打散工會、維持退休人士或年長人士的非正式就業以減少他們參與公共事務或政治的機會;iii) 工作零散化也可被看作為一項文化大計,透過低薪及欠保障的設計,嘗試把港人的生活重心和時間,鎖定於不斷需要搵食的壓力之中,將人貶抑改造為只剩下動物本能的層次。我想稍為補充的,是這三方面是環環相扣的,低福利欠保障的社會環境迫使工友在極低工資的狀況下也被迫參與件差的工作,並能夠勉強滿足最基本的温飽,而低工資又為低福利提供借口,造成低福利低工資的惡性循環,使工人更難參與工會或投入公共政治,亦為將人轉化為動物的文化大計提供社會條件。

2.如何理解工人 (自願或被迫) 的選擇?

三位講者的分析,讓我們理解到選擇零散或非正式就業的工友,是有不同的原因的。當中包括了由於缺乏集體談判權利和實力,因而被迫零散化的工人;但也有不少中年主婦由於要照顧家庭,因此想選擇時間相對自由的兼職工作;而愈來愈多的年青人則不太願意投入工資、工作環境和前途都遠離理想的「長工」。循這幾類不同的選擇,我們或可進一步追問,對這些自願或被迫選擇零散或非正式就業的工友來說,非零散的正式就業究竟意味着甚麼?

3.當我們討論回應策略的時候,主體是甚麼?

最後,當講者提出回應的策略時,是以工會作為主體?還是以上述的不同種類的工人作為主體?還是以其他社群作為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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