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國佛教知識人近年在宗教關係上的焦慮

所知障學社 2018-11-20

月前與多位泰國佛教知識份子就目前泰國社會的宗教問題作交流。本文只是觀察、交流之劄記,並非學術論文,所以僅屬所見所思的印象式分享。前後接觸九個人,討論的時間每人平均不少於150分鐘,個别時間較短的是一個小時多些,但也有長達三小時。大部份對話為單對單,亦有少數是三個人進行,及多於一次討論。

討論者的年齡大部份是40-50歲之間,只有一位超過80歲。性別方面有兩位是女性,其餘全為男性。學歷方面,由於工作性質的關係,幾乎全部皆有博士學位,或正在攻讀博士班,當中1/3是在泰國取得學位,另1/3在印度取得學位,還有另1/3曾在其他亞洲或西方國家受教育。全部人英語流利,除泰文外,不少人還有第三語言或經典語言的能力,知識背景除少數是社會科學和法律外,多為佛教哲學、西方哲學及文獻學。宗教身份方面,2/3為僧侶,多位身兼起碼兩個要職,體制內的正規學者和僧團管理階層,包括大寺院方丈。

前後二十小時的非正式討論,筆者幾乎没有主動設定問題或方向,完全聽任與談者自己的討論軌跡。討論過後慢慢意識到泰國社會積聚了某種宗教疑惑,我不知道這些疑惑指向哪裡,但感覺是個隱患,歸為二事:一,東南亞諸國的伊斯蘭教-上座部佛教之間,跨國的宗教社群張力。二,泰國的法身寺。這是兩個不同問題,但將來也許會有某種滙流。

一, 宗教關係

疑惑源於與泰國佛教知識人當中學僧的對話,他們都總會主動講回、佛張力,其心緒並非憤怒或仇恨,但抱怨、不滿,甚至焦慮則甚為明顯,他們會抱怨泰國太多人改信伊斯蘭教,從曼谷過來的路上的確多了清真寺。繼緬甸及蘭卡之後,泰國上座部的僧侶也開始蘊釀對伊斯蘭教的不安,某種慢慢滋長的情緒,這是個訊號,雖然不知要指向哪方。以下先循僧人們的角度、感受,甚至焦慮記下所聽到有關回-佛族群關係的抱怨與背後的故事。

故事一,清真食物。佛教為促進泰國國內不同宗教群體的理解與信任,主辦跨宗教知識社群代表的研討會,共同探討「文化多元主義」議題,雖說是跨宗教,但在泰國,基督宗教與佛教關係向來良好,彼此信任度高,所以主要需溝通的對象不是基督宗教,而是伊斯蘭教。僧團主辦者預備了兩種食物,因為上座部不是素食的,所以不是佛教與否的區分,而是清真與否的區分。

餐饍時間到了,按清真與否分作二桌進餐,穆斯林學人師生亦取食所提供清真食物進饍,及半有與會伊斯蘭教長突然在現場制止穆斯林師生繼續進食,認為這不是「真正的」清真食物,師生驟然停止進食不知所措,佛教主辦者 (當然是僧人) 解釋這是按清真要求處理,但教長質問,你們是請有宗教認證的清真厨房烹製乎?若不是,則不是清真食物,並抱怨佛教不尊重他們。

於是「文化多元主義」主題的研究遂因食物安排而不歡而散,留下陰影。佛教主辦機構負責的學僧講起此事時,仍然非常難過且猶有餘悸,覺得自己的善意深受傷害,當時在現場僵局的難堪,一直成為當事者們的創傷。僧侶說,其實問題不在廣大穆斯林社群,他們寺院附近也有穆斯林社區,彼此相處融洽,問題是出在社區的宗教領袖,即清真寺部份教長,認為他們宗教上偏激、自我中心及排他。

故事二,朝聖大細眼。近年泰國發生多宗如下事件:泰國穆斯林赴麥加朝聖,得泰國政府從全額補助到部份津貼不等,佛教徒聽了,也申請赴印度朝聖佛祖,卻被拒絕,理由是泰國是「世俗」國家。

故事三,芭堤雅清真寺。泰國芭堤雅是個旅遊城市,酒店林立,近年在鄰近酒店區建有清真寺,每天五次禱告,皆使用擴音器,且清晨即有第一次禱告,擾遊客睡夢,遊客屢屢向酒店投訴,酒店無奈唯有硬著頭皮找清真寺交涉,未幾酒店即被穆斯林圍堵及衝擊。

故事四,南彊不靖。東南亞中文報紙上常有「南彊不靖」一中文詞,驟以為指新彊南部的社會動盪,但其實是泰國中文媒體對泰南三府回、佛二教,或馬來、泰二族衝突的統稱。僧侶們提泰南衝突色變,炸彈或其他火器或暴力襲擊何其處處與時時,在泰南,身為泰族及佛教徒,日常生活極為擔驚受怕,晚上黃昏後不敢外出,緊鎖門窗等等。

故事五,没臉的同學。從事大學教、研的泰籍學僧有廣泛留學經驗,能熟練運用四種語言,赴歐進修住的是歐洲有最大穆斯林社群之一的城市,語言班同學幾乎都是中東和中亞穆斯林,只他一個來自佛教國家。班上同學一起讀書超過一年,但從來未見過對方的樣子,因對方是穆斯林女生,從來都戴著臉罩 (不只是頭巾)上課,别說臉孔,連眼睛都没看過。反正一起上課時就是一堆這樣五尺多高的「黑柱」。他對此非常不解與不安,擔心這會在泰國普遍出現。

故事五,緬甸爭論。有學僧指,在西方大學作進修期間,剛好遇上緬甸回、佛暴力衝突,教師當成「一般」時事問班上學生意見,問到該僧時補了一句,佛教不是講和平嗎?緬甸佛教怎會這樣?昂山素姬不是佛教徒嗎?為什麼坐視不寬容不管?雖然泰國和緬甸是世仇,但「辱及」佛教時會暫釋前嫌,義助「抗侮」,這位平常非常温文的學僧說到此,儘管只是追述回憶,但激動地高聲重覆說了兩次「這就是因為你們國家」。

那個顯然無備而來的教師,原以為像時事talk show無關痛癢地隨口噏完就算,但他顯被這個答案嚇壞了,落荒而逃地趕快說,我們不講這問題好了!僧侶強調,緬甸西的孟加拉回教徒是參加英殖民軍隊進入緬甸屠殺佛教徒的。

故事六,泰國學僧們說:這兩屆泰國政府治下,自約2010年以來,政府各部、委多了許多穆斯林任高官,包括軍隊、警政及安全部門,從而推出許多新規定,例如穆斯林滿五戶即可起清真寺,所以他們說過去約十年,泰國因而蓋了許多據說根本就没那麼多人會去的清真寺,但泰人要滿百戶才可建新寺。而政府教育政策上,對中、小學的佛教宗教灌輸,愈來愈縮減。

有問泰僧,泰國穆斯林人口的數目與比例有增加嗎?如果有增,是如何增?移民?家庭人口增加?改宗信仰?他們異口同聲說,透過通婚改宗信仰,由佛教變成伊斯蘭教,我們泰國没像馬來西亞有主流族群法定的宗教保護主義。在泰國,落到個人層面憲法反而是確保了宗教的選擇權利。僧人們也抱怨,穆斯林可以娶四個老婆,人口增長比我們佛教徒快。

此外,他們抱怨數十個僧團中高層被捕判刑下獄,罪名說是「隨便給的」貪腐罪,當中包括僧團大學一位據說受僧眾愛戴的高層 (我好像見過此僧),據說他在這十年的泰國政治對立,即所謂紅衫vs黃衫二陣對立中,長期公開支持農民為主的紅衫營,從而開罪了現屆政府 (紅衫vs黃衫問題下文再記,其部份背景是城、鄉差距)。

不少僧人焦慮到認為廿年後的泰國,佛教面目將不可辨,從而只要有能力的,都會想法子離開泰國建立海外道場,「以便在將來泰國不再有佛教時,起碼保留種子於海外」。另方面,泰僧對某強國處理穆斯林的政策或方式的「有效」,皆額首稱慶,羡慕不已… (莫非講關塔那麼?但那是集中營…)。泰僧也會對泰國著名的佛教異議份子素叻 (Ajarn Sulak, 1933- ) 在緬甸宗教衝突事件上批評昂山的默然之舉非常不以為然,認為為什麼泰國佛教遇到的「不公對待」,素叻不一併作批評?

多位高學歷的泰國僧人對泰國佛教與伊斯蘭教關係的集體不滿和焦慮均明顯而「真誠」。這繼續累積下去,將是泰國社會的隱患。聽完僧侶知識人的表白後,突然會覺得面對現實世界時,佛教義理在幫助人看清和解答問題上,好像都是束手無策似的。

二, 法身寺

與多位泰國僧團知識人的交流,除了佛、回二教關係外,另反覆提及法身教團議題,但重點不在教團本身,而是兩點:一,泰國主流僧團年青一代菁英僧侶,例如僧團的學僧,對比於他們的僧團前輩,近年對法身教團態度的改變。二,這一態度的轉變,在泰國可見未來的佛教政治 (Buddhist politics) 上,可能意味什麼。

在世界各國遇上的泰僧,90%是法身教團僧人,他們在海外幾成了泰國僧侶的代表。他們滿地球跑其實是因為法身教團是現代泰國佛教的異端,被國家僧團排斥,所以採取全球傳教的外向策略,挾出口轉內銷,迫泰國國家僧團無從迴避其實力。國家僧團視法身寺為異端,部份原因是其怪異教義等。但在此無意討論教義上誰更正統,或誰才是「正信」佛教。法身寺的爭議部份在於歷來有強烈聲音,指控他們不擇手段奪取農民土地,使其家散人亡流離失所,過去四十年,泰國佛教當中從事農民維權的僧、俗二眾無不對法身寺深惡痛絶,但這主要不是因為其教義。

但社會學地看,法身寺是以戰後數波經濟發展不斷湧出的城市新興中産,及政、經、軍權力新貴為主要信眾基礎,完全無保留地擁抱寡頭資本主義,是經濟觀上的極度右翼觀點,排斥被新興階層目為落後與經濟發展跘腳石的弱勢階層,即佔泰人口絶大的農民,多為泰北和東北人。一直以來,泰國國家僧團主流的專業僧侶絶大部份都是泰北和東北農民子弟,東北甚至有「僧倉」之名,所以這類專業僧侶素來皆對法身寺既反感又忌憚,這首先不是教義正統與否的義理衝突,而是社會正當與否的階級衝突。

然而,讓人感到驚訝的是,農民子弟出身專業僧侶,包括僧團學者群對法身寺的態度已發生轉變,遠比其上一代的僧團前輩,甚至比同一批人六年前的自己,更樂於接納法身寺,及其價值觀和歷史。前數月新聞上報導泰府要拘捕違法的法身寺方丈時遇上信眾強力反彈,反包圍官方人員,官方束手無策,最後有點不了了之。談及此事,泰國學僧的反應是,因為地方上的穆斯林不喜歡常有大量佛教徒,尤其僧侶聚於法身寺,故設法借地方官力企圖驅逐法身寺。

在新一代僧侶菁英當中,伊斯蘭教或穆斯林恐怕慢慢成為變相的癒合劑,隨時間「修復」主流僧團與法身教團之間三十年來撕裂的傷口,現在四十歲一代的僧團知識份子對其六十歲一代前輩的禁止法身寺僧擔任大學教職非常不滿。由於法身寺是戰後泰國資本經濟發展下的宗教産物,所以從組織、管理、行事、效率等皆帶有現代特質,包括廣泛的全球連繫、充沛的人力人脈及財政資源、城市新興中産很在意的現代新形像,使年青僧人重視這些優點,多於「提防」其僧團長輩眼中所要提防的宗教「缺點」。泰國僧團高層在行政和人事上慢慢使新生代僧團菁英改變他們對法身寺的舊有態度。

法身寺近年也在鋭意建立其新正統性,前十年區分傳統與法身寺泰僧是很容易的,看他們是否有一定巴利文知識。因為二類僧人的社會暨階級背景、宗教態度,及知識組合是完全相反的,但近年法身寺重視對僧團學僧群體的知識建立,已經到一個程度,連農村出身的部份傳統學僧也佩服及贊許法身寺新一代學僧的學問。

此外,在社會層面,過去十年泰國的紅衫、黃衫之爭的大背景其實是戰後泰國經濟城、鄉發展不均,法身教團早期當然全是城市新貴階層的立場,但過去十年的紅、黃衫之爭當中,法身教團是站在表面上代表農民一方的紅衫軍,一改多年來給人重城輕鄉的印象,這一點應該是深深打動作為農民子弟的傳統僧侶,法身教團終於「痛改前非」了。雖然,有指出,不是法身教團真在關心農民,而是紅衫軍本為流亡前總理塔信在農民社會所建立的政治肌肉。

因此泰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Giles Ungpakorn才說,紅、黃衫之爭不真的是城、鄉之爭,是資產階級內鬥,但拿農民的不滿當政治彈藥與炮灰。因此法身寺的突然愛學術和忽然疼農民,到底真的曰轉死性,還只是繼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需要定時更新形像換橱窗?可以再觀察。

但關鍵是中生代傳統僧侶菁英對法身寺態度的轉變則甚明顯,這除了法身教團的「努力成果」外,有一個重要關口打開僧侶的新態度,對於憂慮或相信伊斯蘭教廿年後會「吞噬」泰國的中生代僧侶菁英而言,他們會為自己可能在有生之年,親眼見泰國佛教「滅亡」而焦慮不安,並急謀對策。覺得無論怎麼說,法身教團都是上座部佛教,尤其它的財雄勢大,理應結為「抗伊」盟友,而不是像他們老師輩極力排斥之。

問題在於吞下了法身教團這種團體,泰國社會是否會未被伊斯蘭教「吞噬」,佛教就已自行禮崩樂壞?還是法身教團的積極反擊伊斯蘭教,進一歩主動激化泰國社會的宗教衝突?這要再看。回頭要剖析哪些論點上需要再作審慎思考與分析。

三,焦慮的盲點

前文所記皆為泰國學僧角度的認知、印象及觀感,但真要研究,部份能訴諸數據來檢視基本實況的處境或議題皆需再核實,觀感需與事實謹慎區分。此外,泰僧的焦慮還間接反映其他狀況。前文提到不公故事,確實非常不合理,尤其若不只是個案,而是政府政策,則無疑更見荒謬。然而,當僧侶們一步跳到「廿年後泰國佛教會滅絶」的死亡焦慮,這情緒可以誤導他們對很多事的理解、判斷及反應而易趨偏鋒,願意走近法身寺,又或贊許以集中營來對待穆斯林時,這就開始有因恐懼而過度反應的苗頭。

文明或制度範圍內的正常競爭,無論在知識或權力的運用上,皆預設所使用的手段,是有和事態程度比例相應的級別,乃至共守不違的底線。務求對不合理狀況的制衡,不會變成玉石俱焚,避免解決問題的手段比要被解決的問題帶來更大的難題。

學界近年討論後冷戰時代廿餘年來「世俗化退潮」或「全球性的宗教強勢回歸」,指宗教組織透過政治訴求和動員,在現代社會政治參與的框架下,提出在效果上能衝擊公民社會原則的宗教訴求,使社會處於宗教性的政治壓力下。此外,伊斯蘭文明如何回應現代世俗文明的衝擊,它與其他宗教在面對類似處境時的反應,有否根本差異而使它成為一個例外或特例,這都需要考慮。

但在此只聚焦梳理僧侶學友們的焦慮邏輯在哪些點上會誤導了他們自己。首先,緬甸近年的佛-回衝突,在性質上其實是典型的後殖民處境,緬甸的獨特只在於它滯後了半個世紀才有機會爆發,軍事獨裁期間壓下這一切。

僧侶說緬甸問題源頭在西方 (尤其英國) 殖民統治,以此為佛-回衝突中以言行惡化事態的佛教組織之角色作辯解,其實是存在兩個盲點:一,倫理學地講,原因 (cause) 不能與理由 (reason)混為一談,「殖民主義」充其量只解釋了部份歷史背景,但不可能證明行為在政治和道德上的價值合理性。二,隨英殖民統治進駐的那代外來者,與他們的後代之間,已經隔了三、四、五代人,50-80年不等,殖民時期的政治、社會環境早已物換星移,「外來者」的後代早非特權階層,他們没有理由為其祖先負責。

且殖民統治的講法其實没有考慮到歷史時段的差距,差距的被遺忘也許不一定是蓄意,但遺忘仍然反影某種不自覺的預設,預設數代人是同質的,歷史過程中的因素變化没有相應地改變「外來者」的特質,這種預設正好是違反佛教最基本的哲學觀點。

如果按照要在殖民者及其「幫兇」的後代身上作清算的邏輯,則英治時期定居香港四代上百年,連母語都幾乎是廣東話的印度、尼泊爾、巴基斯坦及西方人等 (想想喬寶寶、何國榮、鍾逸傑、葉錫恩、夏佳理,還有很多很多人名),應在97後遣返「原籍」,或通通倒進維多利亞港淹死他們算了?

在緬甸與蘭卡,本來以佛教與僧團的傳統社會和文化角色,他們可以是一個知識與價值群體,引導社會去疏導仍然遺留在後殖民時期的社會情緒與族群關係,但不少歷經過殖民統治的佛教社會案例的僧團,在殖民統治結束後,不自覺反過來成為在精神上仍沉溺殖民痛苦與悲壯,在心理與文化上求一直延續之的導電體,諷刺點說,這真有點「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的不堪,這「自身難保」是指此二國僧侶在後殖民階段,不單自己處理不了自己的煩惱 (klesa),還將它推廣給整個社會。

泰國有幸是東南亞唯一没有淪為直接被殖民的國家,則其僧團理應有更大的心理和文化空間,去冷靜思考這些問題,何苦過度焦慮?

其次,東南亞佛教和伊斯蘭教的跨國對立。近年每當緬甸發生佛、回衝突,或惡僧於媒體恣言時,東南亞有一個佛教團體屢屢公開發聲明,嚴詞譴責這些惡僧或其所屬組織的言論與所作所為,但它並非什麼激進的少眾社運團體,卻是全國性的主流佛教組織馬來西亞佛教青年總會 (YBAM)。

再者,雖然部份泰僧非常不認同素叻先生對昂山的默然於回、佛衝突及激進緬僧言行之批評,但他們也許不知道素叻所建立的網絡 (INEB) 派人定期走訪泰、緬、蘭卡的激進宗教組織 (無論佛教或伊斯蘭教) 坐下來傾心事,建立溝通與預警渠道。網絡 (INEB) 同時亦定期邀請二教在這些國家的温和派領袖或組織代表開會,乃至合作籌辦二教領袖的訓練營或工作坊,及早建立不同宗教之間新世代組織骨幹人物的共同圈子,互相認識並形成信任關係。

察覺到泰僧很容易預設東南亞各國的佛、回二教之間是基本對立,但事實上佛、回二教在東南亞各國的關係並不相同,若以緬甸來解讀泰國,很容易以緬甸案例來自我受害者化,緬甸的確被殖民統治,但泰國根本没有這階段,二者佛、回關係難以相提並論。

至於泰國的「南疆不靖」,這不會是單方的。泰僧們没有提到1960-1970年代派僧人赴泰南弘法要馬來族人信佛,也没有提及十年前泰南發生警用卡車在運輸途中一次悶死近90個泰國馬來族青年的慘案。

可以對比的,是同在泰-馬邊境的對岸,即北馬吉達和吉蘭丹二州,同樣是馬、泰混居地帶,即使是以伊斯蘭為「官方宗教」(不叫國教),且在憲法公然歧視非馬來族公民的大馬,也好像没有出現「北疆不靖」,則只隔一道邊界,同是泰、馬或佛、回混居區,則何以憲法上是世俗國家的泰國會有「南疆不靖」,但公然是宗教國家的大馬卻没有「北疆不靖」?

討論過程中,僧侶有抱怨泰國穆斯林有海外聯繫與國際資金,尤其沙地阿拉伯,這抱怨聽上去很像「妄圖勾結海外敵對勢力」,也很像「宗教滲透造成宗教國家安全問題」。但宗教如果不以跨界傳播為已任,它就不是宗教了!佛教亦不例外。

泰僧可能忘記,從北馬下達新加坡,沿途大部份上座部寺院都是泰國國家僧團直接伸過去的,從資金、僧侶教育及華人在家眾網絡,整個都是泰國僧團的變相教省。每年跨境進入北馬泰族社區,主持佛教節慶、任僧團教育督學、制定僧團學業考試、提供泰文僧校教科書 (泰僧團教科書非常強調國家認同的,特別是效忠泰王)、挑選好學馬籍泰族僧侶提供獎學金,保送赴泰升學深造等等,凡此一切一手包辦的就是其僧團大學及其地區分校。大馬政府當然知道這些事,但似乎没聽過他們為此指控泰國「宗教滲透」,危及大馬的「宗教國家安全」。

東南亞一國的佛-回衝突,在另一國引起的宗教呼應,有時只是借題發揮或時下香港潮語所謂「抽水」。「同樣」是佛教和伊斯蘭教,在緬甸是指緬族與孟加拉人,泰國是指泰人與馬來人,馬來西亞是指華人和馬來人,三例衝突的歷史、原因、程度、方式及條件各異,當馬來西亞的激進穆斯林借緬甸佛、回衝突為題,呼籲響應「抵抗」佛教時,這些馬來族實際上在想的,只是要找機會針對華人,與緬甸衝突兩邊均没有太大關係。但宗教身份引發的強烈情感,很容易掩藏或轉移了背後族群、階層等其他更實質的問題,並以表面上最「簡單易懂」,但誤導而危險的簡陋方式,搭建起可利用作國際動員的觀念工具。

不自覺視所有佛、回對立案例都是同質之簡化觀點無助看清問題,這其實是稍一不察即會誤墮的思想陷阱,不獨僧侶要注意,相似的謬誤國際學界亦然,學界在討論蘭卡、緬甸及泰國時,也會簡單以好鬥佛教 (Militant Buddhism) 一標簽,來總括其性質、程度差異甚大的不同個案 (牛津大學馬上有一以此為題,由國關學者執筆的書要出來了),這只會遮蔽掉問題的確切性質,泰國無論怎麼說都不是蘭卡那種情況。

此所以為什麼緬甸發生後殖民背景下的所謂佛、回衝突時,馬佛青 (YBAM) 發聲明譴責緬甸相關佛教人物與組織,因為在此的重點並非佛教或伊斯蘭教,卻是誰是被欺壓的受害者,這與特定宗教没有必然的等同關係,所以嚴格言之,當馬佛青 (YBAM) 公開譴責發生在緬甸穆斯林身上的暴力時,它不只是以其宗教身份發言,更是以曾是或仍是受欺壓者的身份發言,從而雖是佛教徒但卻與緬甸羅興亞穆斯林屬同一處境,反而與緬族更近於是分別站在對立面上的兩端。

這次也有機會認識一位博士研究生,他所在系所是社會科學進路研究族群衝突與和解,他本人的工作與知識背景是泰國NGO,他對泰國族群 (尤其佛、回) 關係,乃至對其他國家近日對穆斯林的野蠻處理之理解和態度,與學僧們近乎相反,這是否反映僧侶的理解與泰國社會其他群體的認知是有差距的?

此一反差可能折射出僧侶的社會觀,仍有改善的空間,雖然很多例子的確說明,泰國伊斯蘭教有部份人士或團體有激進的排他取向,但正因如此更應冷靜處理,若僧侶因恐慌而作不合實情的過度援引與解讀,其所造成的判斷與反應有時只會是火上添油。以上座部佛教作為泰國社會的主流信仰,僧團所擁有的權勢與影響力,需要對社會的變遷有更好的理解,否則後果可以是嚴重的。佛教與伊斯蘭在泰國社會層面的競爭,如果無涉違法情節,只是宗教市場內正常範圍內的競爭段轉變,也是願睹服輸没辦法的事,正如今天歐美許多教堂已經是佛寺一樣,恐怕犯不著一定需要動輒找敵人。

上座部是權力與資源雄厚的組織,有地位的僧侶菁英若在族群問題上,不成比例地反應過度,他們走錯一步,後果可以是非常嚴重。僧侶的焦慮部份也源於泰國人口年齡結構的少子化改變,導致出家數目逐年下降。如果泰國僧團正式接納女眾出家,尼眾僧團在處理與社區的關係,乃至與其他宗教,尤其伊斯蘭教的關係時,會否很不相同?她們會像比丘那樣焦慮到不顧一切要和法身寺急急和解擁抱?甚至急到對其他國家以集中營對待穆斯林讚許有嘉,額首稱慶嗎?如果泰國佛教的知識菁英包括相當數量的僧、俗女眾,她們會否對這些議題有很不同的觀點?她們會否不考慮條件之差異,迅速開始憂慮泰國佛教會在廿年後「滅亡」?這都值得深思。

尾聲:又是時候僧團教育需考慮革新?

話說1961年,素叻28歲,英國學成返泰,當時柏友德 (Payutto) 法師才23歲,但任高等佛學院課程主任,一僧一俗,接受美國人資助推動僧團教育改革,將文史哲等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大量列作必修科,使它由傳統的高等學寺轉型為僧侶的綜合大學,所改變的不只是課程內容,而是下來數代泰國受教育僧侶的世界觀與社會態度。甚至規定僧侶大學畢業要下鄉服務農民兩年 (這規定甚至維持到今日),當時僧團高層都在反對。

資助他們徹底落實新課程的其實是美國國務院、外交部等,素叻籌劃,柏友德法師以其僧侶及學院工作身份出面設定命令及執行。持續十年後僧團總部及大學高層最終請柏友德走人,掩護人都撐不下去,素叻的幕後黑手就没戲唱了。然而,他們的歷史使命其實已經完整達成,迄今就學的泰僧通通要讀這些「世俗」知識,更關鍵是,戰後泰國僧團內部社會實踐派的四代僧人的骨幹,都是從這背景出來的。事隔近六十年,現在的泰國社會已不復是當年,僧團大學其實也應該考慮其課程方向的與時俱進,讓年青一代僧侶借助社會科學知識,來學會如何理解和面對泰國社會的的諸多變遷,及僧侶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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