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的危機與社區工作

精神分析的危機與社區工作   [夏菽]

一、前言

「弗洛姆工作坊II」第六節,本周二討論六十年代精神分析危機,選讀弗洛姆與馬爾庫塞的文章,二人針鋒相對。我讀的時候不斷想到街工,反映我的初級精神病狀況。

二人探討為何由弗洛依德開創的激進精神分析學,到六十年代卻被資本主義「馴服」。作為臨床精神分析師的弗洛姆,對「主流」(已被「馴服」) 的精神分析學及實踐一直有所批判(可追溯至戰前,「弗洛姆工作坊I」已有討論)。現在,同門的馬爾庫塞(同屬法蘭克福學派) 加入論戰,卻直指包括弗洛姆在內的「新弗洛依德學派」或「文化學派的修正主義」是罪魁禍首。

當中又不期然令人想起二人對六十年代學生運動的分歧。我又不能自制地在腦中閃現「佔中」…

 

二、弗洛姆論精神分析的危機

工作坊建議閱讀弗洛姆的〈精神分析的危機〉(下稱〈危機〉,收入《精神分析的危機》,頁3-33),及 〈精神分析為何從一種激進的理論轉變為適應的理論〉(下稱〈理論〉,收入《弗洛依德的貢獻與局限》,頁153-158) 。以下作一簡介。

弗洛依德在政治上是個保守的自由主義者,為何弗洛姆認為他師傅的理論激進呢?弗洛姆說:「這一理論之所以激進,是因為它擊潰了人類以為自己全知全能之觀念…弗洛依德使人類喪失了對自己理想的驕傲…揭示了我們大量的意識思維,只不過是遮掩了我們真正的思想和情感以及隱匿了真情而已」(〈危機〉) ,「他証明了,我們所意識到的大部分東西並不是真實的,而大部分真實的東西卻不在我們的意識中。」(〈理論〉)

這種激進的精神分析學為何在六十年代被資本主義「馴服」?弗洛姆至少舉了三個理由:

一是弗洛依德學說本身的缺憾,它過分強調原欲(尤其是性欲)的生理性(蓋過其社會性,因此顯得自有永有) ;過分重視童年經驗 (忽略成年經驗對塑造人格的重要) ;對集體及社會性的忽略(有亦只是生理上作分類,而缺少類似階級分析,因而側重個人而忽略對社會人格的探討,後者正是弗洛姆理論重點所在) 。

二是精神分析本身的階級屬性。弗洛姆認為,精神分析學興起的原因是「自由」的中產階級焦慮不安。世俗化使傳統及宗教失去作用,面對社會急速轉變,中產難以適應,精神分析學應運而起。然而中產者並不欲改變資本主義,他們只想在不健全的社會「心安理得」,精神分析便投其所好,不再對整體社會及制度進行批判。弗洛姆提醒,精神分析師都是中產,病人亦多是中產階級。

三是精神分析學本身的變化。一方是新興起的「自我精神分析」將注意力轉向自我,強調意志的作用,遠離了弗洛依德對自我背後的非理性力量的關注。另方面則出現了另一極端,就出現了對非理性及性欲解放的崇拜。後者的代表正是馬爾庫塞。弗洛姆認為上述兩種傾向都背離了弗洛依德的原意。

在評論萊希的性解放理論時(同是弗洛依德的學生,法蘭克福學派成員) ,弗洛姆說:「(萊希) 認為對性的抑制會產生反革命的性格,而性的解放將造就革命的性格…」。弗洛姆批評這種性解放:「在很大程度上是不斷增長的消費主義的一部分…萊希一點也不懂馬克思主義,所以只能被稱作一個 “性的無政府主義者”。」(〈理論〉)

弗洛姆亦回應馬爾庫塞對他的批評。馬爾庫塞認為,弗洛依德的里比多理論貢獻在指出社會對人性的抑壓(尤其是對性欲的抑壓),馬爾庫塞批評弗洛姆叫人互助、團結,是迴避了這仍是個違反人性的社會。馬爾庫塞認為,在這情況下,任何叫人「理性」、「成熟」、「現實」、「和平」的概念都包藏禍心,應加以質疑。(我不能不想到「佔中三子」所受的批評)

弗洛姆回應:「(馬爾庫塞) 誤解了弗洛依德的 “現實原則” 、“快樂原則”… 。(馬爾庫塞) 認為“快樂原則” 是指享樂主義的規範,即生活目的是快樂,“現實原則” 是指社會規範,即人的努力應放在工作和責任上。弗洛依德當然沒有這種意思:對他(弗洛依德)來說,“現實原則” 是“快樂原則” 的 “一種修飾原則” ,而不是它的對立面。弗洛依德的現實原則的概念是指:在每個人身上都存在一種觀察現實的能力,並有一種保護自己免受本能不可抑制的欲望滿足的侵害的傾向。這個現實原則與一定社會結構的規範有所不同:一個社會可以非常嚴厲地監督性的掙扎和幻想…。現實原則則傾向於壓抑他的這種幻想而使他免於自我損傷。」(〈危機〉)

對這種在一定文化、一定階級中的現實原則,弗洛姆稱之為社會性格。弗洛姆所說的現實原則,令我想起波蘭尼所說的「雙重運動」,一方面是市場邏輯的膨脹,另方面是社會的自我保護運動。

弗洛姆說:「(馬爾庫塞) 呈現出這樣一幅圖景:在無壓抑的社會中,新人的理想是對他的前生殖器官的性的反應…那裡的一切工作都是游戲,沒有嚴重的沖突,也沒有悲劇」,「馬爾庫塞不顧這樣一個事實:對弗洛依德來說,里比多的進化是從原初對口唇和肛門的自戀欲然後轉到生殖器的階段,這基本上不是日趨加深的壓抑問題,而是生物學的成熟過程的問題,這一過程導致生殖器性欲提到至高的地位。對弗洛依德來說,健康的個人是已達到生殖階段的人,是享受床第之歡的人。」(〈危機〉)

弗洛姆與馬爾庫塞的分歧在,應如何理解及對待這個不健全的社會?是加以改良?還是全面拒絕?是相信人類的理性能力(有能力辨識背後的非理性)?還是揭露理性虛偽,䆁放被理性壓抑的欲望?

三、馬爾庫塞論精神分析的危機

在〈對新弗洛依德修正主義的批判〉(收入《愛欲與文明》,頁177-205) ,馬爾庫塞同弗洛姆一樣,批評現今的精神分析學只叫病人適應不合理的現實原則:「精神分析治療的最終目的是接受現實原則,這意味著個體接受了文明對其本能需要、特別是性欲的管制。」

馬爾庫塞認為被抑制的本我是人類本性被放逐之地,它永遠對不合理的社會作出反抗:「快樂原則幸存於本我之中,而文明自我必須永遠與他自己的無窮的過去和被禁上的未來進行鬥爭」。馬爾庫塞認為「神經症和精神病都表現了本我對外部世界的反抗…治療是一種順從過程。」

儘管同樣批判「主流」的精神分析學,馬爾庫塞與弗洛姆的出發點不同(譬如對本我的理解、對快樂原則與現實原則關係的分析),馬爾庫塞批評:「弗羅姆(即弗洛姆)和其他修正主義者都提出了治療的一個更高目標:“令人滿意地發展人的潛能,實現他的個性”。但本質上不能達到的正是這個目標。這倒不是由於精神分析技術不完善,而是因為既有的文明本身本質上已經否定了這種可能性」,又或者「這從來就是少數人的特權。」

馬爾庫塞批評:「他(弗洛姆)談到了人格的生產性實現,談到了對同伴的關心、負責和尊重,談到了生產性的愛情和幸福、好像人能實際上達到這一切,同時又能保持神志清醒、精力充沛,即使是在一個弗羅姆自己認為是完全異化的、為“市場”的商品關係支配的社會中,也能做到這一切…結果,生產性、責任性、愛情等等,只是就其包含了可駕馭的順從性…才能成為“價值標淮”…可是這時它們也就有效地否定了自由的生產性亦和責任性,因而也有效地克制了幸福。」

馬爾庫塞認為弗洛姆的精神分析學是消解政治的,因為他將社會問題分解為個人的道德問題,馬爾庫塞批評:「在弗羅姆看來…問題取決於他…(指社會上的人)…是否能“認真地關心自己、自己的生命和幸福;取決於他是否願意面對他和他的社會的道德問題;取決於他敢不敢自在存在和自為存在”」,「一旦人的志向及其實現被內化為、升華為 “高級自我”, 社會問題就主要成了精神問題,而解決這些問題則成了道德的任務。」

另一點引起馬爾庫塞不滿的是「新弗洛依德修正主義」對暴力的看法(頗類部分共產主義者批評社會民主主義放棄暴力革命,前者稱後者為「修正主義」一樣)。在「弗洛姆工作坊I」討論過,法蘭克福學派經歷納粹主義迫害,對群眾的盲從及暴力深惡痛絕,弗洛姆的名著《逃避自由》便是分析這個問題。而極權及極端人格,亦常成為精神分析學探討的問題。

「新弗洛依德修正主義」的沙利文寫了一篇文,分析極端的人格(有點類近弗洛姆在《逃避自由》對極權依附者的分析),提到:「有人自以為自願地擺脫了先前的依靠物,並任意地接受了用於孜孜不倦地教育自己的新的教條,這種人肯定忍受了巨大的不安。他的自我組織通常是貶抑的,可恨的…新的意識形態使破壞活動合理化了,使他變得仿佛…是建設性的,新的意識形態保証,從必定主要是由現存秩序的廢墟中,將誕生一個更美好的世界…這個人除了與其激進的伙伴相處外,他的行為仿佛表明他已獲得…那種病態人格。他不能持久地把握住他自己和別人的現實,他的行為受最直接的機會主義的支配,從不考慮可能的未來。」

沙利文對極端人格的分析是否精闢見仁見智,馬爾庫塞的反應是非常不滿,他說:「這種心理學除了現行的客觀價值標准外,一無所有…這種心理學懷疑一切擺脫了先前的依靠而成為患神經症的 “激進分子”的人(這可用於指從耶穌到列寧、從蘇格拉底到布魯諾的所有人),並幾乎是必然地要把“對一個更美好世界的希望”等同於烏托邦…」

沙利文指「激進分子合理化了破壞活動」,馬爾庫塞並不認同。68年當學生運動席捲歐美時,馬爾庫塞常常站在前線支持學生,對學生採取暴力手段表示寬容,他說:「一旦法律條例顯出自身的不足夠性,便可使用超出法律之外的手段」,「不論在甚麼地方,法律、秩序永遠用來維護既定等級體系…如果他們(抗爭者)使用武力,他們並沒有開始新的暴力鏈,而是在打破既定的。」(引自瓦爾特-布什:《法蘭克福學派史》,頁283)

而弗洛姆剛好相反,在68年反越戰運動大規模發動前,弗洛姆積極參與了當時的反核運動,秉承的是當時黑人民權運動的非暴力主義。但隨著反越運動激進化,弗洛姆亦慢慢淡出運動。

四、社區工作的危機

以下所寫,不知是否已偏離弗洛姆與馬爾庫塞的討論。當看到弗洛姆下列一段話:「在病人和精神分析家之間有一種“君子協定”,雙方都不想被一種基本上全新的經驗所動搖;他們對微小的“改善”感到滿意,下意識地為對方沒有揭穿…那無意識的“串通”… 而感謝對家…那些不自覺參與“君子協定”的人,根本不想成為一種挑戰,因為沒有甚麼東西會使他們 “平靜”生存的小船搖晃。」(〈危機〉) 我在想,我們每天所做的個案工作,是否也像弗洛姆所說的精神分析家一樣?

如果說,問題根源在制度,那團體或議員運用技巧,「誘使」官員酧情,是不是也是一種「串通」、一種「君子協助」?但街坊願意直面沒有把握、我們也不知怎樣解決的制度問題嗎?這是個兩難。

扎列茨基認為60年代的「自我心理學」是主張「面對現實」的。對美國人來說,就是接受美國霸權、大規模生產、福利社會;同時承認自我局限、要自我平衡、建立道德價值、克制內心欲求。因此是反烏托邦、反法西斯、反共產主義的。

但扎列茨基同樣也批評馬爾庫塞在抨擊「自我心理學」時,忘了心理分析學興起,正是工業革命摧毀原有公共秩序,讓脆弱個體暴露在異化社會前。馬爾庫塞鼓吹自戀(作為對秩序及工具理性的反抗)、性解放(對一夫一妻制及異性戀霸權的反抗)及對本真性的追求,其實不自覺嵌入到「後福特社會」最新一輪以廣告、消費帶動的私有化經濟中。拉康更批評對本真性的追求是一種幻覺,自戀是圈套、不是解放。(Zaretsky,“Narcissism, personal life and identity: The place of the 1960s in the history of psychoanalysis”)

當然我們有種說法,先透過個案接觸街坊,再推動街坊改變制度。我們確實這樣做了。但議會制度不同樣是反烏托邦、反法西斯、反共產主義的設計嗎?還有那福利制度…。我們如何否認?

在「後佔中」時期,我們面臨困局。一種(希望沒有引喻失義) 近似馬爾庫塞的觀點(鼓吹個人主義、欲望解放、本真性、反對任何形式權力),正全面否定「泛民」「議會+福利」的「自我心理學」(其實這也非「泛民」獨有價值,而是過去幾拾年某種中產價值在「泛民」身上的體現)。「泛民」與建制的關係如果是「串通」,那「激進民粹」將是否後福特消費主義的「共謀」?或許兩者都是。我不知街工是否處於兩者之間、或兩者之外?

弗洛姆批評「自我心理學」時,沒有倒向馬爾庫塞式虛無。馬爾庫塞說的對,弗洛姆確保留了許多「修正主義」看法,如道德、責任、理性、自我;但我們可見到,弗洛姆同樣提倡改革、維護人性及理性的集體,而不是向現實屈從。弗洛姆用字淺白,著作寫給一般人看。因為只有大眾改變,而非少撮精英,或馬爾庫塞所鍾情的青年及學生,一個更合理的社會才有可能實現,及不會掉入一種法西斯主義群眾運動中。

與大眾結連(尤其與基層的結連),我們還不夠班。我們一向是透過個案認識基層,認識社區,在生活上,我們與基層並無關連。個案以外,我們對社區一無所知,而向我們尋求幫忙的「案主」(更不要說參與我們社會行動的街坊),從來只佔人口少數。大部分人如何生活、所思所想,我們其實知之甚微。

一條踏實的基層路線,一向是我們所自豪的,它不始於「佔中」,卻在「後佔中」時期更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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